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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學的殷商文化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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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墨學的歷史文化淵源,古人有兩種說法:一是“墨用夏政”(《淮南子》)、一是墨學“蓋出於清廟之守”(《呂氏春秋》)。我覺得這兩種說法還不足以揭示墨學的歷史文化淵源,故作此文願與同道商榷之。
  
呂思勉先生《先秦學術概論》中說:“古有國學,有鄉學。國學初與明堂同物。……《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生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詩書禮樂,追原其溯,蓋與神教關係甚深。禮者,祀神之儀;樂,所以娛神;詩即其歌辭;書則教中典冊也。”從這裏可以看出先秦諸學與殷商文化的淵源,這裏主要討論墨學的殷商文化淵源。
  
墨子是宋國貴族的後代,而宋國又是殷人的封地,在相當程度上保持著殷商文化傳統的。下面通過對殷人對待死者的方式的考察,來從一個側面瞭解殷人的心理文化構成,進而揭示墨學的殷商文化淵源。
  
殷人是一個崇材尚力注重行動而耽於沉思的民族,儘管創造了極其輝煌的青銅文化,卻沒有建立完整的政治哲學體系。周成王訓斥殷人的“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就是一個例證。“罔念”乃至“作狂”則是殷人特有的酒神型文化的重要外在特徵。這種特質通過殷人對待死者的方式就可以看出。
  
文化人類學認為,個人間的感情和“死亡”這一事實的存在,恐怕就是宗教的起源。生者對死者的情感是極其複雜甚至是矛盾的:一面是對死者的愛,一面是對屍體的反感;一面是對於依然憑式在屍體的人格所有的慕戀,一面是對於物化了的臭皮囊所有的恐懼……
  
佛洛德《圖騰與禁忌》中認為:對死者的敬愛與敵意,“這種情感的衝動之間的衝突,因為其中之一的敵意是全部或大部分存在於潛意識層次,所以這種衝突無法消除。於是他開始尋找一種減輕心理壓力的方法。”也就是說,他以將死者轉變為邪惡敵人的投射方式來壓抑了潛在的敵意,同時又以種種儀式來表現出他對魔鬼懲罰的懼怕。隨著哀悼期的推延,這種心理衝突就會逐漸趨於緩和。

但是,這種方法雖然可以減輕內在的壓力,卻又增加了外在的壓迫感,因而產生了新的焦慮。於是又不得不借助於狂歡或某麻醉劑來達到一種迷狂的體驗,從而消除這種壓迫感和焦慮感。史稱殷人好戰、好貨、好群飲甚至在每個君主死後都要遷都,這不是沒有緣故的。殷人並非不善於“念”,而是如果沉溺於內心的思索,那種極度的心理緊張將讓人難以忍受。所以他們寧可“狂”。寧可去行動,去征戰,去通宵狂飲。
  
殷人這種對於死者的矛盾方式,同樣也表現在墨子在“薄葬”與“右鬼”的矛盾上,連東漢王充在《論衡*薄葬》中也批評了墨子“術用乖錯,首尾相違”。另外在“非樂”、“尚賢”上,也都有殷商文化的因數。
由此可見,構成墨學體系的諸元素有其複雜的歷史淵源和文化背景,它保留著遠古時代民主制度的遺風,特別是帶有相當成分的殷商文化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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