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筆下古代聖王，
和古代暴王的形象是怎樣的
陸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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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歷史知識豐富，他創立墨家學說，或引古代聖王之事，或用古代暴王之事，從正反兩面論證或說明自己觀點但是，墨子所言古代君王事蹟，有的符合歷史事實，有的屬改編，有的則為虛擬。在墨子筆下，堯、舜、禹、湯、文、武儼然成了墨家理想統治者的化身，桀、紂、厲、幽等便成了墨家心目中的“罪人”現據《墨子》的有關記載，分別敍述之。
《所染》篇，墨子以染絲為喻，列舉舜擇許由、伯陽，禹擇皋陶、伯益，湯選伊尹、仲虺，武王選太公、周公，受到積極的影響和薰陶，終至“王天下，立天子，功名蔽天地”，論述選擇親信、大臣的好與壞，直接關係到事業成敗、國家興亡。此處，舜、禹、湯、武王被描繪成慧眼識珠、知人善任的明君。
《法儀》篇，墨子闡釋天子、諸侯必須以“天”為法治理天下、國家的主張，把禹、湯、文、武扮妝成“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者。《尚賢》上、中、下三篇，墨子舉出堯拔舉舜、禹拔舉益、湯拔舉伊尹、文王拔舉閎夭和泰顛、武丁拔舉傅說，引用《湯誓》“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說明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在於尚賢使能，從而證明其“尚賢”主張。這裏，三代聖王被想像成“尚賢”典範。
《尚同》上、中、下篇，墨子援引古籍，予以解說，力證“尚同（”即下級的意見應當統一於上級，並最終統一於“天”）。例如，墨子曰“：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辟王，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絡，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尚同中》“）《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尚同下。在此，周武王、周成王被視為以“尚同”政策治理天下者。
《兼愛》中、下篇，墨子徵引大禹治水、文王治西土（指岐周）、武王將祀泰山的陳詞等事蹟，徵引《禹誓》、《湯說》、《周詩》、《泰誓》等古籍中禹、湯、文、武等言論，加以解釋，說明“兼愛”主張取法于禹、湯、文、武等聖王的政治實踐《魯問》篇，墨子則直言禹、湯、文、武“說忠行義，取天下”，憑“兼愛”成就事業。這樣，古代聖王又成了“兼愛”的始作俑者《非攻下》篇，為攻戰辯飾的人舉“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證明攻伐是聖王所為。墨子認為禹、湯、武王征討苗氏、桀、紂是正義的戰爭，是“誅”。
《節用》篇，墨子認為宮室、衣服、飲食、舟車只要適用就夠了，還舉出堯的飲食方式：“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飯於土塯，啜於土形，鬥以酌”，即飲食沒有兩種，肉食不會重複，用土塯吃飯，用土鉶喝湯，用木勺飲酒，來證明“節用”系古代聖王所為。如此，堯便成了墨子節用論中的節用者。
《節葬下》篇，墨子反對當時統治者耗費錢財以厚葬久喪，用堯、舜、禹等的薄葬作為依據。這裏，堯、舜、禹竟然成為節葬的首倡者。《天志》上、中、下三篇，墨子把堯、舜、禹、湯、文、武描畫成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以此論證天有意志，天欲人兼相愛、交相利。《非樂》篇，墨子引湯所作的《官刑》“：其恒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證湯這樣的古代聖王是非樂的。《非命》上、中、下三篇，墨子反對命定，用禹、湯、文、武為政天下時“，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非命下》）的強力有為；用武王作《太誓》駁斥紂的“有命”，闡述命定論的危害總之，在《墨子》書中，在墨子的想像中，堯、舜、禹、湯、文、武等古代聖王尚賢、尚同、兼愛、非功、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又尊從天志，都成了典型的墨家人物。
這與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堯、舜、禹、湯、文、武等顯然有較大距離。我們知道，堯、舜等是明君聖王，他們的業績為後人景仰，他們有可貴的品德和超凡的才能，但他們不可能這般地完美無缺，他們的品格和統治政策不可能同墨家的理想完全一致。桀、紂、曆、幽皆是亡國之君，據史料記錄，他們又都是殘暴的統治者。《墨子》一書因此對桀、紂、厲、幽指斥頗多，並把他們的殘暴歸結為與聖王之道背道而馳。《所染》篇，墨子用染絲作喻，說明擇選親信、大臣的好壞，影響到事業成敗、國家興亡。他列舉夏桀選幹辛和推哆、商紂選崇侯和惡來、周厲王擇厲公長父和榮夷終、周幽王擇傅公夷和蔡公穀，導致“國殘身死，為天下，驗證其觀點。此處，桀、紂、厲、幽被說成是不識忠奸的昏君。
《七患》篇，墨子又把桀、紂的敗亡歸結為貪圖富貴、安於享樂而不顧外患：“夫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尚賢中》篇，墨子為證“尚賢為政之本”，將桀、紂、幽、厲描繪成不法夭尚賢、違反天意的人，認為他們的亡國滅身正在於此：“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
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世。”《節葬下》篇，墨子堅決反對厚葬久喪，認為厚葬久喪系桀、紂、幽、厲所為，不合聖王之道，且有害無益：“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眾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幹上帝鬼神，又得禍焉。”這裏，桀、紂、幽、厲被看作厚葬久喪的典型。
《天志》中、下篇，墨子以為桀、紂、幽、厲背叛天意：“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斷定他們的敗亡原因是“得天之罰”：“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是也”（《天志中。此外，墨子還引《泰誓》，特別指出紂以“命”抗“天”的慘敗結局“：《太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這樣，桀、紂、幽、厲便成了反“天志”者。《非命上》篇，墨子引《仲虺之告》和《泰誓》，並予以解釋，證明紂都是命定論者：“于《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
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棄之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非命下》篇，墨子批判桀、紂、幽、厲堅持“有命”的同時，揭露他們腐朽的政治統治和生活方式：“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驅騁田獵畢戈，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在此，桀、紂、幽、厲成為醜惡、兇殘的象徵。
總之，在墨子心目中，三代暴王桀、紂、厲、幽是墨家理想人物的對立面。這可能與桀、紂、厲、幽的真實面目不符。誠然，桀、紂、厲、幽是亡國之君，但是，亡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從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恰是夏、商、周三代衰亡的犧牲品，而不是主要責任者。再說，桀紂、厲、幽統治時期的殘暴、野蠻為世人所共知，但是，他們的殘暴不一定就是墨子指出的那些。不過，不管怎麼說，墨子為我們勾畫了三代暴王的比較豐滿的形象，給我們認識和批判桀、紂、厲、幽，分析夏、商、周三代敗亡的諸多原因，提供了最初的感性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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