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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是怎樣介紹墨子學說的

 陸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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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研究墨子、墨家的成果集中於《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是我國近代以來第一部運用西方哲學觀點和方法系統闡述中國古代哲學的著作。在該書中，胡適以實用主義哲學的眼光敍述和評判墨子學說。

胡適分墨子學說為三部分：墨子的哲學方法、三表法、墨子的宗教。由墨子生於魯國，正逢儒家學說盛行之時，胡適斷言墨學與儒學有關聯，墨學的許多觀點是對抗和批評儒家的產物，在介紹墨子時，有意於儒墨對比。

在胡適看來，“儒墨兩家根本上不同之處，在於兩家哲學的方法不同，在於兩家的邏輯不同（”《中國哲學史大綱墨子關於“墨子的哲學方法”，胡適認為儒家追究目的、結論，探討是“什麼”；墨子追究方法、原因，探討“怎樣”“、為什麼”。而墨子所探尋的原因、為什麼，就是事物所具備的效用：“墨子以為無論何種事物、制度、學說、觀念，都有一個‘為什麼’。換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個用處”（同上）。

這樣，墨子哲學的方法便是“應用主義”或曰“實利主義”的。但，墨子的“用”和“利”又不是常人誤解的“財用”和“財利”，是指有用於、有利於“改良人
生的行為”“、增進人生的行為（”同上）。關於“三表法”，胡適認為它是墨子的“論證法”，是“邏輯”的應用。三表之中，“實際應用”，即“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是最後一表，最受墨子重視。

三表弊于忽視事物的長遠價值，囿於耳目聞見，尤其是平常人的所見所聞；三表的貢獻在於注重效用，注重歷史的、現在的、將來的經驗，而經驗是科學之根本、效用是驗證“好”和“善”的標准。

關於“墨子的宗教”，胡適認為墨子是創教的教主，兼愛、非攻、尚賢、尚同、非樂、非命、節用、節葬、天志、明鬼等均是“墨教”的信條。其中，天志是墨教的根本和起點，尚同是墨教的終點，“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

至於墨教諸條在墨子學說中的地位，胡適說，墨子的哲學方法和三表法是“墨子學說的根本觀念”，上面所列的信條“都是這根本觀念的應用”（《中國哲學史大綱墨子》）在闡述墨子學說的上述內容之後，胡適對墨子學說作了總體評價，並分析了墨子由哲人變成“教主”的緣由：“‘墨教，的教條，在哲學史上，本來沒有什麼重要。

依哲學史的眼光看來”，這些信條“都是墨學的枝葉。墨學的哲學的根本觀念，只是前兩章所講的方法（即墨子的哲學方法和三表法引者注）墨子在哲學史上的重要，只在於他的‘應用主義’。他處處把人生行為上的應用，作為一切是非善惡的標準兼愛、非攻、節用、非樂、節葬、非命都不過是幾種特別的應用。

他又知道天下能真知道‘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不過是少數人。其餘的人，都只顧眼前的小利，都只‘明小物而不明大物’。所以他主張一種‘賢人政治’，要使人‘上同而不下比’他又恐怕這還不夠，他又是一個很有宗教根性的人，所以主張把‘天的意志作為‘天下之明法’，要使天下的人都‘上同於天，。因此哲學家的墨子便變成墨教的教主了（”同上）。

由於胡適斷定《經》上下與《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為所謂惠施、公孫龍時代的“別墨”所作，且統稱這六篇為《墨辯》。胡適於《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另有“別墨”篇（即第八篇）專論此六篇文章裏的認識論和邏輯學思想，高度評價“《墨辯》六篇乃是中國古代第一奇書”，肯定墨家名學（即邏輯學）在世界和中國邏輯史上的重要地位，兼及墨家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參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別墨》）。我們從胡適對《墨辯》的評價，不難看出他對墨子《經》上下（我們認為《經》上下為墨子自著）的讚歎。

胡適 －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者、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兼愛，胡適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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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很喜歡“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安徽績溪上莊村人，現代著名學者。父親是胡傳，字鐵花，官至臺灣台東直隸州知州，後因乙未戰爭離台。母親馮順弟。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于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于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考試，同年夏天回國。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為學者他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他曾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大文學院院長、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臺北南港）院長等職。胡適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征”的治學方法。

思想與學術

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其終生服膺實驗主義(杜威式的實證主義)（pragmatism）哲學。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胡適很喜歡“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墨子不曾見到戰國名將吳起的死——吳起死時，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學已是一種宗教。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新文化運動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給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卻因此造成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等論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鄭振鐸語）。1919年三月，守舊派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文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 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

第一個用白話寫作獨幕劇《終身大事》，確立了現代話劇的新形式。劇情裏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離家出走。這是受易蔔生《玩偶之家》的影響。

他的小說《一個問題》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個流派“問題小說”，“問題小說”的代表作家有葉聖陶、羅家倫、楊振聲、冰心等。

哲學研究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