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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管理正在向價值管理時代邁進

 趙險峰

http://www.xinmojia.com/view.php?tid=1098&cid=20

最近，國資委發佈了最新的央企負責人考核辦法，在新《辦法》中，經濟增加值（ＥＶＡ）指標首次取代“淨資產收益率”，成為出資人對央企負責人進行經營業績考核的核心指標。ＥＶＡ考核在央企的全面實行，對促進央企轉變觀念、增強資本約束、立足價值創造、提升公司治理在構建ＥＶＡ管理體系和相關制度中的作用，無疑是重大突破，這表明，我國國資管理正在向價值管理時代邁進。

挑戰傳統規則

價值管理時代的到來，使企業目標由利潤最大化向價值最大化轉變，這勢必帶來企業戰略目標、經營理念、競爭規則、組織結構和激勵機制等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 ＥＶＡ概念最早由美國思滕思特公司於１９８２年提出，目前全球有數百家以上大型公司實施了ＥＶＡ考核和管理，它們獲益豐厚的實踐，使ＥＶＡ業績考核被廣泛運用。

ＥＶＡ考核最大特點是從股東投入資本能夠取得良好和持續性回報角度來考核企業業績，由於以利潤最大化為主要權重的傳統指標體系，存在較大的利潤操縱空間，難以實現短期利益與長期發展的平衡以及有效控制風險等缺陷，導致ＥＶＡ考核應運而生，成為評價企業業績的全球化標準。其實道理很簡單，企業盈利只有高於資本投入，才會為股東創造價值。ＥＶＡ指標是稅後淨利潤扣除了股權成本及債務成本後的增加值，能夠真實反映企業的資本經營狀況和價值創造能力。

規則的改變，如同“點子遊戲”，會激發企業的思考與創新。從根本上改變央企背靠“國家”大樹的依賴心理以及缺乏資本約束的弊端，尤其對上市公司中那些拼命到股市“圈錢”，圈成即變臉，股東意識淡薄，甚至不惜坑害投資者利益而被股民詬病的企業，實施ＥＶＡ考核，對其不失為殺手?。實踐表明，ＥＶＡ考核將引導央企精算和提高資本回報率，關注發展核心業務、克服短視行為、避免盲目擴張，優化管理模式，有效控制成本、著力於探索和追求ＥＶＡ形成機制。同時，ＥＶＡ考核對目前國企中存在的偏離主業，以金融化手段代替企業經營、投資房地產或其他非主流業務等扭曲行為起到抑制作用。

    ＥＶＡ考核面臨挑戰

作為新的規則，在現實環境中必然會面臨各種挑戰，這就要求國資部門：首先應通過各種方式學習和培訓，將ＥＶＡ理念根植於企業全員之中，引導企業以ＥＶＡ為核心制定企業發展戰略，聘請專業機構對企業戰略制定及執行情況進行價值評估，保證考核品質和可信度。對考核指標值和辦法也應根據企業實施情況適時做出修訂和完善，新規則作為企業轉型的切入點，難免會經歷變革的陣痛，據瞭解，該辦法實施後，至少有一半企業ＥＶＡ為負值，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客觀評價企業業績至關重要，考核部門應找出ＥＶＡ為負值的主要原因，合理界定和衡量宏觀政策、佔用資本的規模和成本以及不可測因素對ＥＶＡ指標的影響，做出符合考核規則和實際情況的客觀評價。

其次，構建以ＥＶＡ為核心的激勵機制。ＥＶＡ對企業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建立價值驅動型的激勵機制，通過ＥＶＡ指標向執行層和操作層各個環節的滲透及分解，使企業全員薪酬與提升股東價值保持一種合理的財富杠杆關係，以激勵整個團隊創造更多的ＥＶＡ。激勵的方式可多樣化，除應繼續完善傳統的績效獎金制度外，還應積極探索和嘗試股權激勵方式。據報載，上海國資委“今年將結合企業上市，選擇２至３家主業明確、法人治理結構健全、經營穩健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同步試行股權激勵。”試行企業顯然偏少，隨著條件的具備，國資委應加大推行ＥＶＡ考核與中長期股權激勵掛?的力度，保障經營者分享資產增值的權利與承擔風險的義務。

在美國金融危機中，許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高管們損失慘重，股票市值一落千丈。但這並不能否認股權激勵在激發經營層創造ＥＶＡ的潛能，在實現盈利與風險共擔方面的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機制。此外，對ＥＶＡ為負值的企業在績效薪酬上如何做減法，也是一個現實難題。應根據負值形成的原因和責任區分，審慎而不失原則地加以對待。

再次是考核結果應作為企業負責人選聘任用的重要依據。墨子“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的用人箴言已傳世千年，但現實中仍然制約著企業的改革與發展。千年難題如何破解、改革障礙如何清除，如何讓國企大船在優秀企業家團隊的管理下，積極應對全球化競爭時代的挑戰，為國家和民眾創造更多的ＥＶＡ，無疑是廣大民眾所深切期待的。“十七大”以來，黨中央在党的建設、人事制度改革和懲治預防腐敗等方面都作出明確具體的部署，為ＥＶＡ考核的全面實施提供了保障。國資管理部門應知難而上，充分把握好這一改革機遇，通過實施ＥＶＡ考核，優化人力資本選聘，對考核發現工作不在狀態、缺乏責任心和ＥＶＡ創造力較差的企業負責人果斷採取措施，切實改變長期以來能上不能下的用人弊端。

全面推行ＥＶＡ考核

２００８年有９３戶企業自願參加國資委ＥＶＡ考核。而此前上海、深圳等地方國資委也已先行試點，上海國資委２００７年試行以來，在ＥＶＡ測算、評價、關鍵驅動因素分析等具體操作上已取得一定經驗，建立起一套獨立體系。這些先期試行為在整個國企及上市公司中實施ＥＶＡ考核提供了有益借鑒。不久前，中國投資公司總經理高西慶對外提及中投公司境外投資是主權財富基金中損失最少的，被《北京晚報》點評為“還虧出理來了”。其實，對於社會及媒體非議，中投公司應保持理性和低調，如果給國家上繳紅利超過資本成本，真的賺錢了並高於市場平均資本收益率時，企業聲譽自然會得到提升。

面對全球化競爭和擴大國內居民消費的資金瓶頸，政府應對國資經營提出更高的目標要求，對國家投入成本保值的提法已不合時宜，國企改革三十年了，應明確提出對企業ＥＶＡ最大化目標要求，在ＥＶＡ這面鏡子下，企業經營業績一目了然。隨著黨內、社會民主進程的加快和公眾話語權的提高，國有資源配置及價值創造情況人人關注，因為它關乎全體國民利益。

彼得‧德魯克創立的管理學核心是：“責任”。ＥＶＡ考核就是核對總和增強企業責任的重要方法，只要公司治理結構和組織成員都能夠承擔起應盡的責任，企業一定能夠煥發出價值創造的不竭動力，將管理創新轉化為競爭優勢，實現股東和相關者共用ＥＶＡ最大化的終極目標。

趙險峰，《中國經濟時報》，原題：“經濟增加值”首次成為央企考核核心指標

節制為美：尋找增長邏輯與
道德律令的均衡點

 作者：張昌輝

http://www.xinmojia.com/view.php?tid=740&cid=20

“節制為美”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舒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裏提出的一個偉大哲學命題。

有評論說“這是世界經濟學思想裏最具啟發性和顛覆性的立論”，因為它的立意顛覆了此前西方世界一直把“增長的邏輯”和“利潤最大化”奉為圭臬的主流價值取向。 

有意思的是，3000多年前的中國思想家墨子與30多年前的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靈犀相通。墨子曾警告說：“儉節則昌，淫佚則亡。”到了《資治通鑒》，這類警示恒言則更具操作性：“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

警鐘為“增長的極限”而鳴

遺憾的是，先哲們的警示和智慧、現代學者們的呼籲，都沒有讓現代人放慢對物質資源和利潤無度開發與攫取的腳步。

據羅馬俱樂部一份關於人類困境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顯示，不到世界人口6%的美國就消耗掉了世界上19種不可再生自然資源的40%。比如，美國的煤消耗量占世界總消耗量的44%，天然氣消耗占63%，鋁消耗占42%，銅和石油消耗均占33%。

所以，《增長的極限》給出的結論和預言是：按照目前（1968年）消耗速度以及預估的消耗增長情形，現在列為重要的不可再生資源中的絕大部分在百年後將會變得極端昂貴。

《增長的極限》初版至今只過去了40年，40年的時間裏，石油價格硬是上漲了近100倍。事實雄辯地印證了40年前羅馬俱樂部的那幫學者們論斷的前瞻和英明。

把目光拉回中國現實。有資料表明，2005年，中國石油、天然氣和煤炭人均剩餘可采儲量分別只有世界平均水準的7.69%、7.05%和58.6%。以儲量最豐的煤炭為例，按現在的年消費量（25億噸左右)來計算，已探明的可采儲量最多可供50年左右的開採。

有專家曾尖銳地指出，依照目前中國的能源開發利用效率、經濟增長速度與增長模式，無論是已知的能源結構、環境現狀，還是預期的能源來路和技術進步，都不足以消除人們對中國能源供給和環境承受的擔憂。

所以，筆者的耳畔不禁響起了舒馬赫的“現代警告”：“污染必須得到控制，資源的消耗必須被引向一個恒久且可持續的均衡點。除非能做到這一步，否則，或遲或早——有些人相信沒剩多少時間——文明的隕落將不是科幻小說的情節，而將成為我們子孫親歷的現實。”

也許正是源自於環境與能源危機的嚴峻現實以及對未來預期的沉重壓力，當跨國公司率先打出CSR大旗之後，中國的央企和民企們便紛紛自發跟進了。眼下CSR浪潮正從東向西匯成了合唱，而“節能減排”無疑是CSR的一個最宏大響亮的聲部。

尋找增長的邏輯與道德律令的均衡點

今天我們為誰節能減排？為企業？還是為社會？還是既為企業又為社會？這個表面看似簡單的問題在現實中卻常常無解。

因為現實的選項因素要遠為複雜多元。節能為企業，這容易理解，因為企業能從中獲利。但減排為企業就未必了，誰都知道，減排的效應更多是外部性的，如果純粹從逐利的角度看，企業可能會選擇少減排或不減排，道理很簡單，減排需要成本，少減排或不減排就會為公司節省不“必要”的開支。

即使是節能，如果僅僅立足於企業自身、著眼於眼前利益，很多企業也未必選擇節能，因為節能需要較大的投入，短期內往往難以收回投入成本。更主要的是，中國的能源價格便宜，便宜的能源價格扭曲了人們普遍的用能行為。

既然能源價格便宜，身為“經濟人”的企業，其“理性選擇”就可能是盡情地享用，選擇“極限增長”，從而為企業創造最大化的即期利潤，而不必或暫時不必勞心費財去投入技術改造或使用新技術，“為社會”節約能源。這一切單個地看似乎也合情合理，這也是目前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居“高”難下的根源之一。

在能源價格“人為低位”運行的背景下，有企業主動地選擇投資節能技術，只有那些公共意識強、道德感強烈、憂國憂民的企業家，才會這麼去做，因為他們是按“道德律令”行事的。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而且也難以走遠。我們期望的是，企業既要追逐利潤又要有利他考慮、既要講企業利潤又講公共利益，這是一種均衡和節制。

那麼，增長的邏輯與道德律令之間的均衡點在哪里？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準確地描述均衡點的具體座標，但形成均衡點的制衡力量依然清晰可辨。

首先是來自能源和環境危機的硬性約束。增長的邏輯雖然合理，但增長已接近於極限，能源和環境危機已對增長發出了最後的通牒。如果誰敢無視這些領域裏已經發出的危機信號，那麼人類的災難、文明的隕落就會像舒馬赫所預警的那樣——如科幻小說中的情節那樣不期而至。

這是人類的困境和命運，誰也無法置之度外。面臨困境，最先發出呼喊的是那些像羅馬俱樂部裏以鄧尼斯•米都斯教授為首的有地球意識、有道德自覺的學者們。

正是在學者們的呼籲聲中，關於能源與環境問題的全球公約、原則和倡議紛紛問世。1992年，《地球憲章》誕生了。2000年，聯合國《全球契約》正式啟動。2002年，歐盟及其成員國正式批准了《京都議定書》，至今已有170多個國家簽訂了該協定。

基於此，肩負公共責任與使命的各國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以此規制、約束並指導企業的商業行為。這些剛性的規制為企業的增長和發展劃出了商業行為的“紅線”邊界。

與此同時，輿論的壓力與鼓勵、道德的譴責與表彰，也給企業以激勵與約束。而這些來自企業外部的軟性約束對企業的影響有時可能比法規等硬性約束更為深刻，更為管用，尤其是對企業家個人。

一方面，企業要努力尋求增長，毫無疑問，羅馬俱樂部提出的“零增長”的發展觀短期內不會為企業家所接納。另一方面，企業的增長或發展必須服從外部的硬性規定，還有企業家個人對企業聲譽的重視以及對企業長遠利益考量的內心需求的約束，如此，增長的邏輯與道德律令之間的均衡點就只能在這個主客觀諸種因素所共生的場域內交集了。

那麼，主導這個均衡場域的核心理念是什麼呢？是以“節制為美”的發展理念。在這個均衡場域中，首先必須要有完善的健全的外部剛性規制，其次要有強大恒久的社會責任的輿論氛圍，還有就是適度的增長速度。

 “適度增長”顯然不是快增長，也不是慢增長，更不是“零增長”或負增長，而是“節制增長”。所謂“節制增長”或“節制發展”就是均衡發展、有限發展、量力發展、可持續發展。

 “小的是美好的”，當然，也是可持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