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止楚攻宋”今考
〈墨子魯陽人考察報告〉
作者：張新河 張九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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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見於我國古典文獻《墨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記載。 各書所記載故事大致相同，文字表述小異，正是這些“小異”,給後來墨學研究者帶來頗多爭議。 “起於齊”、“自魯往”引發了“東魯魯國說”、“西魯魯陽說”，“至於郢”引發了“江陵說”和“宜城說”。 這“幾說”又波及墨子裡籍“魯人說”。 關於墨子裡籍的爭議，至今尚無定論。 可見，考證墨子“止楚攻宋”具有重要價值。 幾年來，我們查閱了大量古典文獻和多處方志記載，跑遍了湖北、河南、山東等省與墨子“止楚攻宋”有關的地區，走訪了地名辦、方志辦、文物所、政協文史委的近百名人士，取得了一定實證，有了新收穫，取得了新的成果。 現把這一成果與墨學研究界各位同仁分享，同時，也殷切期望方家多多指正為幸。
墨子“止楚攻宋”時楚國的國勢與年代考
《墨子·公輸》篇稱：“子墨子見王”，《呂氏春秋·愛類》篇稱“(墨子)見荊王”均未稱是在什麼年代、什麼地方見哪位楚王。 但高誘注云：“郢，楚都也”。 孫詒讓注云：“以墨、輸二子年代參合校之，墨子之止楚攻宋，約當在宋昭公，楚惠王時。蓋是時，楚雖有伐宋之議，而以墨子之言中輟，故史無其事耳。《渚宮舊事》謂公輸子南游楚在惠王時，其說蓋可信。”由此說，墨子“止楚攻宋”的大致年代，當在楚惠王和宋昭公之時，地點在郢，楚都。
《史記·楚世家》中記述了楚惠王在位時期的基本情況。 稱：“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期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弒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滅陳而縣之。”由此可知，楚惠王二年、六年、八年間是白公勝之亂期。 這時的楚國楚昭王新故，加之白公勝作亂，楚王庭尚未穩定，自身尚且難保，更無力攻伐別國。
故墨子“止楚攻宋”不可能在此期間。 又曰：“(惠王)十三年，吳王夫差強，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此期間，內亂剛罷，外患又生，楚王庭正忙於應付外侵。 當然，更無力攻伐宋國。 還曰：“(楚惠王)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由此可以看出，惠王十六年至四十二年是楚國經過內亂、外患到穩定、發展、開始強盛，以致於達到能夠對外擴張，滅掉蔡國，進而於楚惠王四十四年又滅掉杞國。 這時，楚國攻打宋國的能力已經具備。 墨子“止楚攻宋”當發生在此年後，即公元前445年以後，此應為墨子“止楚攻宋”年代的上限。
《墨子·貴義》篇載：“子墨子南游於楚，獻書惠王，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餘知古《渚宮舊事》記載更詳細：“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進日百種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為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渚宮舊事》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由此可知，墨子獻書惠王時墨子和楚惠王會見並非首次，“王使穆賀以老辭”，說明惠王對墨子已經比較了解；惠王在位共五十七年，這次是楚惠王在位五十年時的會見，楚惠王當在六十歲以上，故以老辭。 是時，楚國政治上已由鼎盛時期轉向穩定時期，軍事上也應由進攻轉向和平相持的防禦階段，在軍事上處於防禦階段的楚國，不可能攻宋。 墨子“止楚攻宋”應在楚惠王在位五十年前，即公元前439年前，此至為墨子“止楚攻宋”的年限的下限。
再從宋昭公在位的時間看，《史記·宋微子世家》載：“(宋景公)三十七年(公元前480年)楚惠王滅陳。六十四年景公卒， ……故昭公殺太子而自立(公元前453年)。昭公四十七年卒(公元前405年)。”宋昭公在位時間為公元前452年至公元前405年。 由此可知，楚惠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45年)至楚惠王五十年(公元前439年)之間，正是宋昭公(前452年—前405年)在位期間。 這時間，正是孫詒讓認定的“墨子之止攻宋，約當在宋昭公，楚惠王時。”
《呂氏春秋·愛類》篇對墨子“止楚攻宋”作了詳細記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故荊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荊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 墨子“止楚攻宋”見楚惠王首先自我介紹，說明墨子和惠王是首次見面，也說明此事應發生在墨子獻書惠王之前。 由墨子'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至於郢'可以看出墨子正當年輕力壯之時，應在三十五至四十歲左右，年齡過小或過大，連續“十日十夜，日夜不休”是難以勝任的。
根據現代墨學研究新秀徐希燕先生在《墨學研究》中對前輩墨學研究的考證推定墨子生卒年考時，把墨子年令定論為：“生於前480年(前後誤差不超過三年)卒於前389年(前後誤差不超過五年)”的結論，楚惠王在位的四十二年(前445)到五十年(前439)時，墨子的年齡應當在三十五至四十一歲間，這時的墨子年齡正當精力充沛、氣神旺盛之時，墨子“止楚攻宋”的年代，應該定論在公元前445年到公元前439年間的七年之內。 吳毓江先生在《墨子校注》中把墨子“止楚攻宋”的具體時間推定為周考王元年楚惠王四十九年即公元前440年，這和我們考證的時間範圍恰相一致。 我們認為：墨子止楚攻宋年代，應定論為公元前440年為宜。
墨子“止楚攻宋”時的楚郢考
墨子“止楚攻宋”，楚惠王會見墨子時的“郢”在何地，史無定論。 有人稱是郢都“江陵”，也有人稱是郢都“宜城”。
2004年7月6日，我們專程赴湖北省宜城市、荊沙市荊州區，對“宜城說”和“江陵說”，進行了實地考察。 先後分別考察了江陵“紀南城遺址”和宜城“楚皇城遺址”，走訪了當地的文物及地方志部門的有關人員，查閱了各地方志的記載。 1990年《江陵縣志》，在“建都紀南城楚王表”中列舉了從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即位，到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楚國連續20代王在此建都共400餘年的起迄時間：“昭王熊珍前515—前489，惠王熊章前488—前432”被列其中。 該志稱：“郢都是楚文化的發祥地。當時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老子、莊子、墨子、荀子等都曾出入紀南城。”在《大事記》中記載了“週考王八年·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年)，曾侯乙卒。楚惠王及令尹、封君皆賻贈禮、樂器等”，但對墨子“止楚攻宋”的重大歷史事件卻未見隻字記載，這使我們很是遺憾。 該志只述“……墨子……曾出入紀南城。”但未見何時，又因何事，是楚惠王時期？ 或是楚惠王之後？ 我們茫然無知。 記述“曾侯乙卒。楚惠王及令尹，封君皆賻贈禮、樂器等”已是楚惠王退位時的前一年。 這時的楚惠王已是垂暮之年，如見墨子，更當“以老辭”。 關於在“建都紀南城楚王表”中列舉的“昭王熊珍前515—前489，惠王熊章前488—前432”似有不確。
2005年3月，由史為樂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釋郢條曰：“郢，春秋戰國時期楚國都城。在今湖北荊沙市荊州區(故江陵縣城)西北十里紀南城。楚文王定都於此。昭王十年(前506)吳師入郢，即此。後昭王曾遷都鄀(今湖北宜城市東南)，惠王初，又曾遷都鄢。不久皆遷回。”由此看，楚惠王初，可能繼昭王都於鄀(今湖北宜城市東南)，後遷都鄢。 鄢在何地？ 《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鄢”條釋：“一說鄢郢指鄀(今宜城市東南)。楚昭王時吳伐楚，去郢，北遷都鄀，鄢在其附近。一說是鄢郢指點鄢，以鄢曾為別都。”兩說孰是孰非，且勿論，但鄢、鄀均非江陵紀南城遺址。 台灣學者柏楊著《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歷代建都表》稱：“十三任王羋軫建都鄀，今湖北宜城前504—前433年，72年；十四任王羋章建都湖北江陵前433—前278，156年”。 由是說，楚惠王末年(前433)才建都江陵和《江陵縣志》載：“惠王熊章前488—前432”相悖，故楚惠王常居國都似是江陵北的鄢、鄀地域—今湖北宜城市東南，而並非今湖北荊沙市荊州區(故江陵縣城)。 也即是說，墨子“止楚攻宋”會見楚惠王時的郢都沒有確證認定是在今湖北荊沙市荊州區(故江陵縣城)紀南城遺址，倒似是今湖北宜城市東南地域。
1998年《宜城志·大事記》載：“西周，本境為鄢(今縣城南9裡)……鄀(今縣城東南90裡)……諸侯國封地。春秋鄢……鄀為楚兼併，置鄢邑……鄀邑。公元前505年，昭王十一年，郢都遷往江陵。原來郢都(宜城楚皇城)以舊名'鄢'見稱。西漢，公元前192年(漢惠帝三年)改鄢為宜城縣，屬南郡”。 《宜城志》記載說明，鄢郢在今湖北省宜城縣南9裡“楚皇城遺址”，自昭王於前505年遷往江陵後，到前192年的313年間，均以“鄢”見稱，並未再稱郢都。 又說鄀在今縣城東南90裡，具體沒有講明所處位置。 馬世之先生《中原楚文化研究》稱：“關於鄀的地望，《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杜預注曰：'鄀本在商密，為秦楚界上小國，其後南徙為楚附庸。'南徙之地在湖北境內漢水西岸，今鍾祥縣西北樂鄉關東北古麗陽驛附近的鄀邑。
”石昌國主編的《宜城歷史人文風貌》(吳師破郢)中稱：“吳師破郢，是楚自建國以來，遭到最慘的一次失敗，它不僅使楚國在中原的霸業徹底垮台，而且還在楚人的心中造成了很深的餘悸，以致於兩年後(公元504年)吳國軍隊在繁陽(今新蔡縣北)打敗了子期所率的楚軍，就立即引起了楚國內的一片驚慌，急忙將郢都遷於鄀(今鍾祥市樂鄉關一帶)，史稱楚昭王遷鄀。”《史記·楚世家》載：“……楚恐，去郢，北遷都鄀。”《正義》引《括地志》雲：“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在故都城東五里，即楚國故昭王徙都鄀城也。”《左傳·定公六年》與《史記》記載大同。 古今文獻記載與地方志印證認為楚昭王遷都的鄀當在今湖北省鍾祥市境內，也應是楚惠王繼昭王位時的鄀都。
楚惠王初，遷都鄢(湖北宜城)時，正是昭王新故，白公作亂，外患又生時，而後來楚惠王在位年間，此地又“以鄢見稱”，並未稱“郢都”，所以墨子“止楚攻宋”時的“郢”當不在鄢，即不在今湖北宜城的“楚皇城遺址”，故墨子“止楚攻宋”時“郢都”—“宜城說”，不能成立。
《淮南子·修務訓》載：“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 ……夫墨子跌蹄而趨千里以存楚宋，……。”漢，高誘注：“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這就告訴我們，墨子從魯出發，十日十夜行千里路，到達的楚都是“南郡江陵北里郢”。 漢代，南郡江陵北里郢是哪裡？ 顯然，高誘指的不是江陵紀南城楚郢都。 “裡”，在古時候一般指居民聚集的地方。 《漢書·食貨誌上》稱：“在野曰廬，在邑曰裡。”《漢書·地理志》載：“南郡，戶二十萬五千五百七十九，口七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縣十八：江陵，顏師古注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遷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陳。莽曰江陵。……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郢，楚別邑，故郢。莽曰郢亭。'……若，楚昭王畏吳，自郢遷此，後復還郢。”由此，應該說《漢書》稱的郢，顏師古注為：“楚別邑，故郢。莽曰郢亭”的地方就是漢高誘在《淮南子》注中的“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 它非“鄢郢”，也非“故都”，而是“楚別邑，故郢。”。 宋·沈括《夢溪筆談·郢人善歌》稱：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 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為《陽阿薤露》……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可見，郢—郢州—郢中—北郢—北里郢同指一地，非古之楚都。
根據2000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詞典》'鍾祥'條稱：“鍾祥市位於湖北省中部、漢江中游。東與京山縣為臨，西與荊門市接壤，北同宜城市、隨州市毗連，南與天門市交界。......市人民政府駐郢中鎮。”又稱：“鍾祥歷史悠久，有文字記載長達2700年。據《讀史方輿紀要》考證，鍾祥屬古荊州領域。春秋戰國時期，為楚別邑，稱郊郢。秦時屬南郡。漢因秦制，仍屬南郡（《漢書，地理志》）。三國吳制牙門戍，依山累石築城，名曰石城。西晉惠帝元康（299年），置竟陵郡，治石城（今鍾祥）。南朝宋泰始六年（470年），立萇壽縣，為竟陵郡治。齊移郡治竟陵縣，梁置北新州於萇壽。西魏改萇壽為長壽，北新州為郢州。北周保定二年（562年），設石城郡於長壽，隸郢州，隋開皇四年（584年）廢郡。唐、宋設郢州，治長壽”。
可見，宋.沈括《夢溪筆談·郢人善歌》中所稱：“今郢州本為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就是現今的鍾祥市郢中鎮。 1990年湖北省《鍾祥縣志·縣治沿革》中載：“郢縣，西漢初年置，鍾祥設縣自此始。治所在楚郊郢地。郊郢，三國時為石城，今為郢中鎮。王莽篡漢，改郢縣為郢亭”。 該志在《地理篇·城鎮》(縣轄鎮)條中稱：“郢中鎮歷史悠久，春秋戰國時，為楚別邑、郊郢。……從西漢初至今先後為郢縣，萇壽縣、長壽縣、鍾祥縣治所。三國時，吳國孫權設牙門戍石城。從299年(西晉元康九年)起，又先後為竟陵郡、郢州、安陸府(元)、安陸州、承天府、安陸府(清)治所。”1936年(民國25年)稱郢中鎮。
從以上文獻記載和地方志記述印證，今湖北省鍾祥的郢中鎮，歷史上曾經稱過郢—郊郢—楚別邑—故郢—江陵北里郢—北郢—郢州。
為了取得確證，2005年7月6日我們又赴湖北省鍾祥市和隨州市對墨子“止楚攻宋”進行實地考察。 在湖北鍾祥市，我們走訪了地方志辦公室、市文聯及政協文史委的負責同志，進行了認真座談，聽取了寶貴意見。 在朱學忠、張曉良、何紅艷(女)、裴照宇、華光俊、侯書云、馮道信等先生的熱切幫助下我們考察了“楚蘭台宮”遺址和伍子胥屯兵設帳，點兵布陣的“子胥台”遺址。 查閱了1937年民國《鍾祥縣志》、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安陸府志》、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編寫的《興都志》等地方志。 《興都志》載，宋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郢州教授石才儒先生的《郢州土風考古記》稱：“謹按班固漢書地理志，秦置南郡縣，十有八，曰江陵，曰宜城，曰鄀，曰郢，此其尤者也。釋之者曰，江陵故楚都，宜城故鄢若，作鄀。郢，楚別邑，故郢。
又按司馬遷《史記·楚世家》，羋氏居丹陽，在南郡枝江縣，文王始都郢，平王城郢，昭王遷鄀，襄王徙陳，烈王徙壽春曰郢縣，是言之，楚之都邑可想見也。後世不博考，熟究異口，同辭以今郢州為郢都，流俗信之，識者疑焉。”石才儒的《郢州土風考古記》恰恰相反說明宋朝之前的“流俗信之，同辭以今郢州為郢都”的真實性，可見，鍾祥曾稱“楚別邑，故郢”俗稱“郢都”。 此正與高誘注“郢，楚都”恰合。 裴照宇，侯書云二位先生在其《鍾祥史話》中稱：“春秋戰國時期鍾祥名為郊郢，又稱楚別邑。據歷代地志家考證，凡楚王居住過的地方都稱郢，鍾祥地處楚國的北部，緊靠漢水，交通便利，物產豐富，歷代楚王視為軍事重鎮。楚王問鼎中原，每次對外擴張都親臨郊郢坐鎮指揮，使之成為陪都。因有別於國都，所以又稱為楚別邑”。
《左傳》載：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這是指歷史上有名的沈鹿會盟。 沈鹿即今鍾祥城東六十里鹿湖池一帶，楚子熊通於軍中自立為楚武王；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君次於郊郢，以御四邑”即是說，您駐在郊郢，來抵禦這四個國家。 這次是指屈瑕率楚軍在蒲騷(應城)打敗鄖國軍隊。 郊郢即今鍾祥市；莊公四年(公元前690年)“……王遂行，卒於樠木山之下。這次是指隨侯又不朝楚，楚王再次來到郊郢，準備二次伐隨。軍隊在今鍾祥城東郊樠木山集合，楚王突然發病而死”；莊公十九年（公元前675年）“……遂伐黃，敗黃師於踖陵。還，及湫，有疾。”這次是指楚武王死後，其子熊貲繼位為楚文王。 楚文王伐黃，面部中箭，回師途中，箭瘡迸發，死在郊郢以北的湫地－－今鍾祥城北部。 這說明，今日的郢中鎮是古代楚王的軍事基地，更是攻伐中原各國的大本營。 他憑藉漢水的天然屏障，在這裡曾經醞釀過一次次問鼎中原的戰爭。
鍾祥清《安陸府志》載：“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王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故荊輟不攻宋”。 這段文字記載和《呂氏春秋·愛類》篇記載完全相同。 可以肯定地說，這是鍾祥清《安陸府志》，一字不差地抄載了《呂氏春秋.愛類》篇的這段文字。 這是為何？ 答案只有一個，它是這個歷史事件，曾經發生在今鍾祥市郢中鎮的歷史見證。 同上述歷史實證一樣，明明白白地告訴後人，墨子“止楚攻宋”的歷史事件的確是發生在這裡。 據此，我們認為：墨子“止楚攻宋”時的“郢，楚都”不在今湖北江陵，也不在今湖北宜城，而是在古代楚王的軍事基地——今湖北鍾祥市境內的郢中鎮。
墨子“止楚攻宋”“過宋”之意蘊考
《墨子·公輸》篇稱：“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多數學者都把此譯為：“墨子從楚國回來，後來經過宋國，正遇天下大雨，想到城門下避雨，守門人卻不讓他進去。”其實，這樣譯也無可非議。 但如果把《墨子·公輸》篇中的內容聯關一起看，此譯法確有不妥之處。 本篇上段稱：“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從這一段話可以看出，墨子在去楚國說服楚惠王及公輸般之前，已將其三百名弟子派往宋國，部署在宋城之上，做好了防禦楚國以武力攻宋的準備。 當墨子以“談辯”的奇才說服楚惠王放棄攻宋的佈署後，墨子便會趕往宋國都城，一是面見宋昭公，二是探望眾弟子，然後撤除禦楚的戰備部署，這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 其實，關於“過”字的解釋，並非只能作“經過”一種解釋。 在197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古漢語常用字字典》中，對“過”作四種解釋：“一.走過，經過。二.勝過，超越。三.錯誤，過失。四.訪，探望。”；在197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解釋“過”的第六條，作為書面上的文言詞語解釋僅為“〈書〉探望”解；199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對“過”的解釋：“訪；探望。”列為第七條。 上述辭書對“過”字的文言詞語均有可作“訪，探望”的解釋。 實質上，在我國古典文獻中，已有不少文獻把“過”作“拜訪，探望”解釋的例言。 如《墨子·貴義》篇稱：“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意思是，墨子從魯國去齊國探望一位老友，老友對墨子說：“現在天下沒有多少人行義，你卻獨自苦苦行義，你還是算了吧。”其中的“過故人”則譯為：“探望一位老友”“。
又如《墨子·耕柱》稱：“子墨子遊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 二三子復於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 ”譯為：“墨子推薦耕柱子到楚國做官，有幾個同學去探望他，耕柱子按墨家生活標準，只用三升米的飯招待他們。 飲食不豐厚，這幾個學生回來向墨子報告說：'耕柱子到楚國做官，沒有什麼好處啊，我們去探望他，他只讓我們吃三升米的口糧標準，招待不豐盛。 '”這兩處的“過之”都是“拜訪”和“探望”。《墨子》書中“過故人”、“過之”、“過宋”的句式、詞意的表述同是“拜訪”和“探望”的意思。不惟《墨子》、《史記》也有同類句式、詞意。《史記·魏公子列傳》載：“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是說，我有個客人在市場的屠宰坊中，希望委屈您的車馬，讓我去拜訪(探望)他。此處“過之”，也是“拜訪”、“探望”的意思。又如，《史記.管蔡世家》中載：“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 ”其“過蔡”，也為“探望蔡國”之意；《史記.宋微子世家》中載：“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 ”其“過宋”應為“訪，探望宋國”之意；該篇又載：“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 ”其“過宋”亦應為“探望、拜訪宋國”之意；《史記.鄭世家》中載：“孔子嚐過鄭，與子產如兄弟雲。 ”其“過鄭”，意亦為“訪、探望鄭國”，並非單純途中“經過鄭國”的意思。與上述同理，《墨子.公輸》篇中“子墨子歸，過宋”之“過宋”應為：“拜訪、探望宋國”之意，而不能把此段文言誤譯成“墨子從楚國回來，經過宋國云云”。
鑑於上述實證，墨子“止楚攻宋”中“子墨子歸，過宋”，譯為“子墨子從故郢回來，就去拜訪宋國宋昭公，並去探望宋城上，正在防禦、守城的弟子，”這才是《墨子·公輸》篇中此句話要表達的真實意圖。
1991年10月《岳麓書社》出版由梅季、林金保二位先生校譯的《白話墨子》中把“子墨子歸，過宋”譯為：“墨子回去，路過宋國。” 。 無獨有偶，1992年《中國書店》出版吳龍輝先生譯註的《墨子白話今譯》也把“子墨子歸，過宋”譯為“墨子從楚國歸來，經過宋國”。 這兩部大作都把《墨子·公輸》篇中“起於齊”譯為“從齊國動身”，或“就從齊國起身”所以得出同一個結論：“從齊國動身，” “墨子從楚國歸來，經過宋國”；“就從齊國起身”，“墨子回去，路過宋國”。 這似乎順理成章，有不少學者，由此誤譯。 可實事是，墨子“止楚攻宋”根本就不是“起於齊”，而是“起於魯”。 如果譯者尚能了解《墨子》一書脫“魯”字和誤“齊”字的歷史過程，兩部大作決不會如此誤譯。 不是“起於齊”而是“起於魯”，可以在1993年《中華書局》出版《新編諸子集成》吳毓江撰《墨子校注》中找到答案。 吳先生在註“起於齊”時引畢沅雲：“《呂氏春秋·愛類》篇云'自魯往'，是。”案：“起於下當脫'魯'字。……”《爾雅·釋注》曰：“齊，疾也。”《史記·五帝紀》集解雲：“齊，速也。”齊行即疾行，校書者不達“齊”字之義，誤以為齊國之齊，見“起於魯、齊”詞复，遂妄刪去“魯”字耳。 畢以後注墨諸家，頗能參旁博引，校訂本書，惜皆誤讀“齊”字絕句，而疑“齊為魯”字之誤，不知此“齊”字實非誤字也。
宋本，蜀本《御覽》三百三十六引作“自齊至郢，”則知“魯”字之脫尚在宋以前。 ……王雲：《世說新語·文學》篇註引此作“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所引從略，然亦有'自魯往，裂裳裹足'”七字。 《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正與《世說新語》注所引同，則其為墨子原文無疑。 《淮南子·修務》曰：“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於郢”文亦小異而大同。 今本“自魯往”作“起於齊”又無“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八字，蓋後人刪改之也。 ……竊謂今本《墨子》除脫一“魯”字外，並未被人篡改，其文與《呂氏春秋》、《淮南子》小異而大同。 此作“起於魯，疾行云云”，與《淮南子》“自魯趨而往云云，文意正合也。”吳毓江先生的註釋諸引，道破了非“起於齊”，實“起於魯”的玄機。 2003年西安地圖出版社出版蕭魯陽先生在編著《墨子元典校理與方言研究》《墨子·公輸》篇時，把“起於齊”校理為“起於魯”，實在是撥亂反正，蕭先生秉筆直書，勇於糾正歷史文獻之誤，旨在提醒墨學研究者，莫要再誤入歧途，而貽誤後人。
墨子“止楚攻宋”是墨子“強不執弱，富不侮貧”的兼愛非攻思想的具體體現。 而有人卻依此認為，墨子是宋國人，並著述地方志。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著名學者葉澐主編的《商丘縣志》載：“墨翟，宋人，為宋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曰《墨子》。公輸子嘗為楚造雲梯，欲以攻宋，翟之楚，說而罷之。年八十二，入周狄山學道，夜有神人授以秘書，遂隱居以避戰國之亂。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偉來聘，不出。視其顏色，常若五十許人。周遊五嶽，不知所終。”由於清《商丘縣志》記載墨翟是宋人，為宋大夫。 所以後人也據此張揚。 1995年，由中國地圖出版社編制出版的《中國地圖集》介紹河南省情時稱：“商丘墨子故里。”1996年7月我們曾赴河南商丘考察“墨子故里”，未見踪跡。 據商丘史志辦張睿光主任介紹，“尚未發現”。 其實，“子墨子歸，過宋。”這段記述已經回答了墨子故里不在宋國，也非宋人。 這段記述勿論譯為“子墨子回來時，探望宋城弟子”或誤譯為“子墨子回來時，經過宋國，都說明墨子不是宋國人”。 墨子如是宋國人，此記述應為“子墨子歸宋”或“子墨子歸，至宋”；另外，墨子如是宋人，“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如墨子是宋大夫，也應是墨子“止楚攻宋”以後的事情，不當在此時。 由此可知，“墨翟、宋人”，“商丘墨子故里”的說法，尚無確證，不能令人信服。 墨子“止楚攻宋”的歷史事件，不支持“墨子宋人說”，而是恰恰相反說明，此前，墨子未到過宋國，也非宋人。
墨子“止楚攻宋”的行程路線考
從《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獻記載，及吳毓江、徐希燕、蕭魯陽諸位先生的著述考證到湖北鍾祥市清《安陸府志》記述印證，墨子“止楚攻宋”的行程路線，不外乎“自魯往”、“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子墨子歸，過宋”、“跌蹄而趨千里以存楚宋”的我國古典文獻記載。 它告訴我們，墨子“止楚攻宋”的行程路線是：“自魯往，至於郢，徒步十日十夜不休，行程千里左右”。 也即是說，魯至郢是千里左右的路程，墨子平均每晝夜行程一百里左右，用十日十夜可達今湖北鍾祥市的郢中鎮。 那麼“魯”是哪裡？ 是“東魯魯國”，還是“西魯魯陽”？ 《呂氏春秋·愛類》篇中記述墨子“止楚攻宋”時，墨子自述：“臣，北方之鄙人也。”這就明白告訴我們，墨子屬楚國人，並在楚國北方邊陲定居。 顯然，“自魯往”的“魯”應符合幾個條件：一是魯屬楚國；二是魯在楚國北部邊陲；三是魯距“郢”(今湖北鍾祥市)千里左右。 “東魯魯國”(今山東曲阜)，一是戰國時期墨子“止楚攻宋”時的公元前440年屬魯國不屬楚國；二是山東曲阜在鍾祥市的東方偏北，不在北方；三是山東曲阜距鍾祥大約1680裡，十日十夜，每晝夜行168裡，既難以完成，也非“跌蹄而趨千里”的行程。
“西魯魯陽”(今河南省魯山縣)，一是戰國時期墨子“止楚攻宋”前440年時屬楚國；二是魯陽屬楚國北部邊陲。 鍾祥市東經地理位113。00，—112。07，，魯陽在鍾祥北，其東經地理位置是113。14，—112。14，，兩地東經地理位置正是南北方向，這也恰恰與墨子自稱：“臣，北方之鄙人”相合；三是鍾祥距魯山縣大約1020裡，徒步行走，十日十夜，每晝夜行102裡，是完全可能的，這和“墨子跌蹄而趨千里以存楚宋”，平均每晝夜行百里左右是完全吻合的。 所以，墨子“止楚攻宋”“自魯往”的“魯”勿論從國度、從方位、從行程時間上看，都應是“西魯魯陽”—今河南省魯山縣，而並非“東魯魯國”—今山東曲阜。
墨子“止楚攻宋”的具體行程路線應該是：從“西魯魯陽”今河南省魯山縣出發，向南走三鴉路，過魯陽關楚長城，經南陽盆地達今鄧州，穿今構林鎮至今湖北省襄樊市，再沿荊襄古道到今宜城市，折向東南過楚鄢郢、(今楚皇城遺址)，到達楚別邑、故郢—今湖北省鍾祥市郢中鎮。 會見楚惠王，“止楚攻宋”後，當原路返回至南陽盆地，走“夏路”，出方城隘，過葉(今河南葉縣西南)經襄城，穿許(今許昌東)至睢陽宋都(今商丘南)。 拜會宋昭公，探望宋城上三百弟子，撤除防禦楚國工事。
至此，我們可以這樣結論：墨子“止楚攻宋”的歷史事件，發生在公元前440年楚惠王與宋昭公在位時期；墨子起於楚國北部重鎮魯陽(今河南魯山縣)，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跌蹄而趨千里”，到達“江陵北里郢”—“楚別邑，故郢”——今湖北省鍾祥市郢中鎮；說服公輸般和楚惠王，放棄攻打宋國的戰備行為後，從“故郢”返回魯陽途中，經“夏路”折許(今許昌東)，去宋都睢陽(今商丘南)，到達宋國，拜訪宋昭公和探望在宋城上守城的三百弟子，撤除防禦楚國工事。
墨子“止楚攻宋”的歷史實事告訴我們：墨子並非宋國人，也非魯國人，而是墨子自述的，楚國北方邊陲的楚國魯陽人——今河南魯山人。 墨子的思想應早在魯陽形成。 他主張國與國間“強不執弱、富不侮貧”，“兼相愛、交相利”，反對霸權主義，反對侵略戰爭。 這與當今我國在國際間倡導和平發展，合作雙贏，建立和諧世界的思想相契合。 兩千多年前，墨子的“和諧思想”就發源於魯山，這是歷代魯山人民熱愛和平，反對侵略戰爭，堅持穩定發展優良傳統的真實寫照，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歷史淵源。 我們應為此而驕傲，應為此而弘揚。 今天，我們研究墨子，弘揚墨子科學思想，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致謝：本文先後經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河南省墨子學會副會長蕭魯陽先生審閱、修改，河南大學教授朱紹侯先生審閱、並提出寶貴修改意見，武漢科技大學孫君恆教授、河南大學馬同森教授給予熱情支持和積極幫助。 在本文發表、刊載之即，請允許我們藉此機會，向他們為此文付出的辛勞，表示衷心地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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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張新河，魯山縣辛集鄉高村人，1942年9月生。 1965年參加工作，曾在魯山繅絲廠、靳家門煤礦、縣城建局、縣政府辦公室、石人山管理處工作過，歷任縣城建局局長、縣政府辦公室主任、石人山管理處處長、主任等職，2002年9月退休。
張九順，魯山縣張官鎮肖營村人，1951年8月生。 1969年參加工作，曾在部隊和地方政府機關工作。 任縣公安局監察室、指揮中心主任等職，2003年1月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