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人格精神的思想淵源
作者：劉麗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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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墨子人格精神的研究，學術界側重於墨子人格特徵的研究，沒有考察墨子人格精神的思想淵源，缺乏歷史依據。墨子的人格精神是出自於多元化的思想基礎：其源于堯舜禹之道、源於清廟之守、源于地域文化、源於實踐而獨創，通過探究墨子人格精神的多元化思想淵源，為墨子人格精神提供歷史依據，以解決學術界對墨子人格精神歷史根源的盲區。
關鍵字：人格精神 墨子 思想淵源
先秦時期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以吃苦耐勞、熱心救世的三代聖王作為榜樣，並在實踐中形成了兼愛天下的胸懷、匡時救世的俠義風範、言信行果的務實作風等獨特的人格魅力。墨子人格精神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其人格似涓涓溪流，千年流轉不息，有著恒久的超越時空的生命力。在風雲激蕩的近代中國，國家的前途茫然、命運未蔔，為了救亡圖存，其間的領袖人物均認識必須與人格的重塑、國民的覺悟相結合，正是基於這種喚醒國民人格精神和救國救民的需要，他們找到了墨子這一光輝的人格典範，作為重塑國民人格的榜樣。
當時許多學者重新弘揚墨子人格精神的價值，以墨子為典範，想以墨學來拯救處於危難中的中國。現代學者們結合現代社會發掘墨子的思想精髓，使其呈現出了新的活力。本文以人格精神為視角，探究墨子人格精神的思想淵源，為其人格提供歷史依據，以解決學術界對墨子人格精神歷史根源的盲點。
一、人格與人格精神
我國傳統文化認為，人的精神價值表現為人格，人格則是人的生命精神價值的實現。因此，人格往往與精神聯繫在一起。所謂人格精神，是指人的精髓、核心、本質、內在的靈魂和安身立命之處，既體現人對宇宙、生命的認知，也體現人所追求的理想生活，同時還表現在人的社會實踐以及其人格。魯訊曾感歎“人是要一點精神的”。在這裏，精神往往是一種理念，是一種信仰，是一種品格，並且帶有積極、肯定的意味。當一個人不僅關注自身生存，而且還能夠關注他人的生存、關注世界時，他的精神是高貴的。因此，人格精神是主體範疇的人的具體個性、道德準則和道德規範等方面在其身上的凝結，它使人有著充實的內容和飽滿的生命力。
人格的功用和意義正是在於“給人們的自覺意識樹立一個目標，使人們在人格修養上向著好的方向、向著完善人格的方向努力。”[1]墨子人格精神不僅是真與善的和諧統一，而且是在較高層次的人格理念指導下的人格模式，它對於社會成員的人格塑造起著尺規和導向的作用，是做人的方向和標準，體現著人生追求和價值取向。因此，墨子人格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筆寶貴財富。
任何理論的出現都是適應時代的需要而產生的，總有一種外在的背景淵源承載著這種理論的產生、變化和發展。此外，任何思想家的思想常常受制於那個時代的一般知識水準和思想狀況，並與思想者本人的出身、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為此，必須考察墨子的生平和生活的時代背景。
二、墨子生活的時代背景與生平
春秋戰國時期，既是中國古代史上新舊交替的時期，也是一個充滿了變革與動盪的時期，而且還是中國文化繁榮、思想活躍的黃金時期。
周在滅商以後，形成了一個相對統一的王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北山》）周天子實行世襲制和分封制，按血緣關係為王族成員分配爵位和官職，讓他們協助管理政務，大封諸侯，賞其民，賜其土，形成了眾多的諸侯國，使他們“以藩屏周”。這樣一來，周天子對各諸侯國有相對的控制權，各諸侯國對周天子有服從的義務。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周天子受命于天，王權神授，是全國的中心，周天子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地位。但是，到了春秋末戰國初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土地開始出現，促進了私人工商業的發展，最終動搖了原來王有形式的奴隸制土地制度。
由於舊經濟制度的變革，從而導致了政治領域中的大亂：周朝王室衰微，周天子的權威一落千丈，各諸侯國不再聽命于周天子。相反，各諸侯國卻各自紛紛割地稱雄，互相征戰，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統治權力轉移頻繁，戰亂殘酷異常，甚至出現了“易子而食，析骸而飲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的現象。當時社會物資匱乏，統治者卻奢侈浪費、橫徵暴斂，使老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總之，“周之子孫日失其序”（《春秋左傳•魯隱公十一年》），以周天子為“天下之大宗”的宗法等級政治體系四分五裂，出現了“禮崩樂壞”的亂世局面。
隨著社會變革的深入，社會各方面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農業、手工業、商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私營工商業、家庭手工業已經和官營工商業並駕齊驅，工官逐漸失去了原有的職位，工奴也逐漸得到解放，原來由官府、宗族控制的工商業者轉化為獨立的手工業者；專門從事學術文化的知識份子，即“士”階層的形成。其範圍不斷擴大，“士的崛起有兩種類型，原屬王官的知識階層下移和原為下層士人的上升”[2]；私塾的出現，使“學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由於政治、經濟、文化領域裏的新觀念、新理論不斷產生，儒、墨、道、法、兵等諸子蜂起，從而揭開了“百家爭鳴”的序幕，以儒墨兩家影響最大，正是所謂“世之顯學，儒墨也”。
墨子，名翟，出身平民階層，生活於春秋戰國之際，宋國人（一說魯國人），自稱“北方之鄙人”（《呂氏春秋•愛類》），人稱“布衣之士”（《呂氏春秋•博志》）和“賤人”（《渚宮舊事》）。墨子是個手工技藝精湛的工匠，他曾作過宋國大夫，與魯國、宋國有著比較深的淵源。
墨子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平民思想家，是由庶民上升而成的士。面對禮崩樂壞，社會失序，博學多才的墨子創立了墨家學派。他把興邦治國、救世濟民作為最高目標，提出自己的主張，意圖整合失序的社會，探索新的出路，以構建“兼相愛，交相利”的理想社會。為此，墨子廣收門徒，親信弟子達數百人之多，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墨家學派。
由於墨子出身平民，又因時代環境的影響，最終使他成為平民的代言人。因而，墨子深知平民階層的意願。歷史一再證明，平民的基本要求非常簡單：一是希望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這有利於他們安心地從事生產；二是保護他們的勞動成果，這是他們生存和維持生產的必要條件。然而，這兩個基本要求卻難以實現。春秋戰國時期，民眾不僅飽受戰爭之苦，而且還承受統治者奢侈淫逸生活所帶來的重負。面對動盪的社會、苦難的民眾，墨子學說自然而然地傾向于維護平民階層的利益。
對社會和人類進行反思後，墨子深刻地認識到，社會秩序的合理運行，在於個人人格的自我完善。這種人格的自我完善，既是人類社會秩序合理運行的樞紐，又是社會制度穩固的保證。為此，墨子以匡救時弊、興國安民為己任，著書立說，積極奔走、周旋於列國之間，宣傳並親身實踐自己的政治主張。墨子對現實生活給予積極關注與思考，映現出鮮明的憂患意識、入世風骨及救世精神，展現了墨子那種新興士人崇高而又獨特的人格品位。正如馮天瑜先生所說：“春秋以降，禮崩樂壞的社會變動，使士大夫從沉重的宗法枷鎖中解脫出來，他們不再像巫史那樣全然依附王室，而贏得了相對人格的獨立”。[3]
三、墨子人格精神的思想源淵
任何一種思想體系都跟前人的思想有一定的聯繫，都是利用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資料，從而表現出思想上的繼承性，墨子的思想也不例外。墨子雖出生于工匠家庭，但自幼聰慧好學，遍讀百國春秋，墨子思想的形成，也有其深刻的思想淵源。探尋墨子思想的淵源，便於我們更好地把握其人格精神的實質和精華。《莊子•天下》說墨子“好學而博”，墨子人格精神的淵源具有多元性並不稀奇。
首先，堯舜禹之道。墨子喜稱堯舜禹湯文武等古之聖王，《墨子》書中提到堯舜禹湯文武14次，禹湯文武9次，文王8次。“古者聖王之事”即聖王之傳說，墨子在構建其思想體系時，言必稱“三代”，動不離“聖王”，用商周典籍與傳說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墨子•貴義》：“凡言凡動，合于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于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 墨子以是否符合三代聖王之道為準繩。所以，墨子把古代聖王樹為推崇的典範，通過托古者聖王之事，借堯舜禹湯文武聖王之道，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為墨子人格精神的創立賦予了傳統的權威。
《韓非子•顯學》篇記載：“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指出：“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士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這些史料說明韓非和司馬談都認為墨子思想源於堯舜，並受堯舜的影響。墨子學堯舜之道，以堯舜為楷模，體現了勞身苦心、犧牲自我，言行一致，熱誠救世的崇高精神。
源于夏禹說，在學術界很有影響，《墨子》書中所提禹者多達56次。孔子推崇周公，墨子標新立異，效法傳說中的夏禹比周公更古老。《莊子•天下》記載墨子對大禹的禮拜和信服，其中說：“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踽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淮南子•要略》也記載：“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耒鍤，以為民先……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與此同時，《墨子》一書中對禹的讚美較多：“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
（《墨子•法儀》）“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墨子•天志上》）等等，這些史料說明了莊子和《淮南子》都認為墨子思想源于夏禹，夏禹嚴于自律、節儉勤勉，墨子用夏政，這正符合了小生產者為人處事的要求。因此，墨子自苦為義的品質和大禹思想確有相承性。同時，墨子效仿大禹吃苦耐勞、熱心救世的作風，說明了墨子更注重學大禹之精神，學大禹以天下為己任，只講奉獻不講享受，體現了自苦為極的精神。墨子這種為天下興利除害、施予天下博大之愛的人格與大禹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其次，源於清廟之守。墨子人格精神的內涵與儀禮之學有密切聯繫。《呂氏春秋•當染》中曾經記載了一則故事，說：“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漢書•藝文志》稱，“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汪中《述學》謂：“墨學本于巫、史，《呂覽》：“墨子學于史角之後。”“史角”、“清廟之守”都是指古代執掌郊祀之禮者，即祝史。商周時期，人人崇拜上天、注重祭祀鬼神，那麼，墨子思想受到商周占統治地位的上帝、鬼神觀的影響就不足為奇。總之，“清廟之守”的尚儉節用、崇祀尊鬼等學說都給墨子的人格精神提供了理論基礎，尤其是尊天事鬼的思想，成為墨子人格精神中的終極依據。
再次，淵于地域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不同人群的不同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4]地域特徵對墨子的人格精神也有著很大影響，使其人格精神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點。墨家學派的興起，是以墨子為中心，在其講學、遊仕過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據孫詒讓考證，墨子“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衛，又屢游楚，前至鄭，後客魯陽，複欲適越而未果”[5]。
墨子活動的大致範圍是：以宋為中心，東北至齊，西北至衛與鄭，東南至越，西南至楚。所以，墨學的最初興起是在魯、宋一帶，後來才向四方傳播和流布。《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雲：墨翟“宋之大夫”，《漢書•藝文志》也寫到：墨翟“宋大夫”，清朝學者俞正燮說：“墨者，宋君臣之學也”。這些史料說明，墨子曾在宋國為官，其活動中心是在宋國，這意味著，墨子的人格精神深受地域文化尤其是宋文化的薰陶而形成的。
宋國地處黃河下游地區，在上古的文化區域中，屬於東夷文化的區域。宋國原是商王紂之兄微子啟的封地，國內保存了殷商的不少風俗，這地區居住著殷商、虞夏等族的後人。在宗法關係很強的上古時代，宋國的習俗通過家庭、家族的途徑影響了墨子。《禮記•表記》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殷人特別注重天神、鬼神的信仰，類似後世所謂 “神道設教” 的思想，用以輔助政治的不足。
故此，劉師培指出：“宋承殷人事鬼之俗，民習於愚，故墨子尊天明鬼之說得而中之，墨家節用薄葬之說由此起。”[6]馮友蘭也認為，“宋人以愚著稱”[7]。因此，墨子的損己救世，以自苦為義，摩頂放踵利天下的行為，在一般人看來是愚，然而，這正是宋人代代遺傳的性格。因此，只有在宋國這樣的歷史傳統和文化環境下才能產生墨子獨特的性格。
而且，宋國在春秋戰國之際是一個小國、弱國，又處在楚晉爭霸的必經之地。由於戰爭不斷，這使宋國的生產荒廢，民不聊生，所以宋人特別渴望和平。宋國這種民俗與民風造就了墨子強本節用的主張，和平非攻的思想。《莊子•天下篇》描繪墨家學派的特點時說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墨子泛愛兼利而非鬥……其生也勤，其死也薄……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從這裏可以看出，墨子那種質樸堅忍的作風與宋地域文化是相近的。
最後，淵於實踐而獨創。墨子早年曾學習儒家學說，此點前人有明確記載。《淮南子•要略》說：“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後來墨子因儒學、周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終於“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墨子目睹了諸侯爭霸，人民飽受戰亂之苦，王官貴族奢侈揮霍、荒淫作樂的現實。面對現實，墨子積極參加社會生產實踐活動，廣泛接觸平民，深知勞動人民生活的艱難。在此過程中，墨子以小生產勞動者的立場來衡量、判斷、肯定或否定當時的社會生活現象，宣傳自己的學說和主張。葛兆光這樣評價：“墨子一系則屬於十分堅定的現世實用主義，他們有一種極為實用的思路，為了‘富裕’、‘繁庶’、‘安定’，為了消除三大憂患，那種理想中的形式主義的繁文縟節可以取消，一切圍繞著實際社會的現實問題展開思索，……他把思考的基礎放在現世的合理性上。”[8]
墨子非常關注人的生存問題，他根據社會生產實踐和自己的人生經驗，提出了“尚力”和“強”的觀點，指出“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非樂上》），他認為，動物的生存依據它們的本能，人的生存在於主觀努力或能動的實踐活動。墨子還否定了“天命”論，“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墨子•非儒下》）。
在墨子看來，聽天由命，必使國貧民弱，此為天下大害。墨子指出，作為主體的人，應當反對聽天由命的怠倦情緒，要努力從事實踐活動，必須做到“強”。這些思想都與墨子親身的生活實踐有著密切的聯繫。因此，這些實踐活動構成墨子思想源泉的一部分，對其人格的形成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為墨子人格中言信行果的踐行精神打下基礎。
清朝人汪中指出：“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為其道也……則謂墨子自製者是也。”[9]他認為，墨子未嘗“援人以重”，墨學自成一家，墨子思想是墨子獨創的。方授楚也認為：“墨學由墨子時代、環境、出身，及個性所決定而非墨子以前所有，……墨學乃以前所無，由一人宣導而成，誠所謂‘開山祖師’。其偉大何如！”[10]
由此可見，墨子站在平民階層的立場上，通過吸收古代典籍的精華，借鑒古代聖王堯舜禹的思想，從而形成獨特的墨子人格精神。墨子人格精神的形成，標誌著一個認識自我而立德、立言、立功的新型人格的出現。墨子的人格精神，既符合時代需要，又超越時代人格的內涵，為平民階層提供了一種立身處世的新的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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