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管理智慧 / 黎紅雷 @ 墨家的部落Mohism Blog

墨家的管理智慧
黎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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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中，墨家是當時影響很大的一個學派。墨家的創始人是墨子。墨子的管理思想包括“十論”：尚賢、尚同、節葬、節用、非樂、非命、尊天、事鬼、兼愛和非攻。這是一個比較全面和系統的管理理論體系。

　　兼愛相利的管理倫理

墨子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這是墨家學派區別于先秦諸子百家最突出的理論標誌。墨子對該思想的論述，涉及了“兼愛為本”的倫理基礎、“兼以易別”的行為選擇，以及“愛人若己”的利益相關原則等管理倫理問題。

　　兼愛為本的倫理基礎

墨子所說的“兼愛”，就是不分彼此、不分親疏、不分遠近的普遍的愛，與儒家的“仁愛”相比較，有著重大的區別。

第一，儒家所說的“仁”，以“親親”為基礎，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自然親情的推演。而墨子主張的兼愛則是一種無差等的普遍的愛，超越了血緣、地域的差別。

第二，儒家所說的“仁者愛人”，側重于仁者的“克己”，強調自我的道德修養，並不關注別人的回報，重在倫理學上的義務。墨子所說的“兼愛”，則落實到“交相利”之上，如果做到了“兼相愛”，人人都能夠從中得到回報，獲取利益。這體現著鮮明的功利觀。

第三，儒家所說的“仁愛”，是人的真性情的流露，完全是出自人的內在本性。而墨子認為，他所說的“兼愛”是出於天的意志，即“天志”。在墨子看來，公正、公平是天的本質，天的運行，廣大而沒有私心，上天會根據人們是否做到了“兼愛”而進行賞罰，這就使人們的“兼愛”行為帶上了某種外在的約束與規範。

　　兼以易別的行為選擇

在墨子看來，人類相互不友愛的原因在於每個人都為自己打算，而不為他人著想，相互猜疑、對抗、爭奪，墨子把這種狀況稱之為“別”。他的解決方法就是用“兼相愛”來取代“交相別”，對待他人好像對待自己一樣。

墨子比較了“兼者”和“別者”的行為方式及其效果，說明“兼相愛”與“交相別”對人際交往和管理活動的影響。

假設有兩位君主，其中的一位貫徹“別”的主張，另一位貫徹“兼”的主張，於是這位“別君”會說：“我哪能把我統治下的萬民百姓的身體，看成是自己的身體呢？這太不合情理了：人生在世沒有多少時間，我個人享受還不夠呢！”因此返身觀察他治下的百姓：有挨餓的他不饋贈食物，有受凍的他不惠贈衣裳，有生病的他不幫助護理，有死亡的他不及時埋葬。而“兼君”則說：“我聽說賢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一定要先為眾多百姓著想，然後再考慮自身。”因此返身觀察他治下的眾多百姓，其生活安寧踏實。

那麼請問：如果遭受瘟疫饑荒，老百姓會選擇投奔哪一位君主呢？顯然只會是投奔後者而不是前者。

墨家所提倡的這種“將身比身”、“將心比心”的兼愛思想，歷代統治者確實難以完全做到，但只要有這份“心”，就可以收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良好效果。

　　“愛人若己”的利益相關原則

在墨子看來，人們總是愛自己的，但如果只知道愛自己而不知道愛別人，甚至害人以自利，會導致最終無法獲得自己的利益。反過來，如果真正從愛己、利己的動機來考慮問題和待人處事，恰恰就應該關愛別人，充分地考慮到別人的利益，做到“愛人若己”，這樣才能夠達成共用其利的結果。

墨子所主張的兼愛學說，往往會引起人們的誤解，認為就是鼓吹“愛人”而不“愛己”。對此，後期墨家專門做出解釋，即愛護他人也不排除愛護自己。當然，墨家的基本立場還是突出愛的奉獻。在他們看來，聖人愛己的目的也是為了愛人，實行仁義的事業。

日本企業家吉田忠雄提出一個“利潤三分法”。他說：“我一貫主張多辦益善，利潤不可獨吞。我們將利潤分成三部分：三分之一是品質較好的產品以低廉的價格交給消費者大眾，三分之一交給銷售我們產品的經銷商及代理商，三分之一用在自己的工廠。”吉田把自己的做法稱之為“善的迴圈”。他說：“如果我們散播善的種子，予人以善，那麼，善還會迴圈歸給我們。善在我們之間不停地迴圈運轉，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實惠。”

　　尚同尚賢的組織原則

墨子在組織管理方面的重要貢獻是提出了“一同天下之義”的認識，要求整個組織統一服從於管理者的思想和意志。為保證這一“天下之義”的正確及其在組織內部的共用，墨子同時提出了尚賢使能的人事原則和上下通情的溝通原則。

　　尚同一義的共有價值觀

墨子首先指出“上下不同義”的弊病，這種無組織無共識的狀況所造成的弊端很多。針對這個弊病，墨子主張選擇天下有才能、有德行、又聰明、口才又好的人，充當“天子”，讓他去做統一天下各種意見的工作。而天下如此之大，光靠“天子”一個人是無法統一天下人的意見的，因此還要選擇優秀人才，把他們分別安排在“三公”、“國君”、“卿大夫”、“鄉長”、“裡長”的位置上，讓他們也參與管理天下、統一天下各種意見的工作，這樣就可以達到“尚同一義”的目的了。

墨子所謂“尚同一義”，用現代管理的語言來說，就是形成組織的共有價值觀。一個組織的共有價值觀，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首先，共有價值觀表明組織成員在思想上達到了某種共識，這就產生了組織整合的效應，會形成組織成員對於組織的認同感，有助於增強組織系統的凝聚力和穩定性。

其次，只有建立共有價值觀，管理者才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組織成員也才能夠據此判斷事物的善惡、決定自己的態度和行為，從而對組織成員發揮激勵和行為塑造的作用。

最後，共有價值觀可以對組織成員的力量起到彙聚和整合效應，有助於發揮組織的潛在能量。這種團隊的協調和統一，對於維繫組織的持續存在和自我複製，也是必不可少的組織機制。

　　尚賢使能的人事原則

如上所述，墨子把統一天下意見的工作，寄希望于從“天子”到“三公”、“國君”、“卿大夫”、“鄉長”、“裡長”等各級社會管理組織的領導者，而這些領導者的才能、德行、聰明、口才是否稱職，就成為組織共有價值觀能否確立的關鍵。為此，墨子提出“尚賢使能”的明確主張，主張凡派去治理國家、官府、城鎮、鄉里的人，都應該是國家的賢能之士。墨子指出：如果讓高貴而有智慧的人去管理愚蠢而低賤的人，國家便能治理好；相反，讓愚蠢低賤的人去管理高貴而有智慧的人，國家就要混亂。

這裡墨子所推崇的“高貴而有智慧”的管理者，其“智慧”是指管理者本身所具備的德才兼備的品格，其“高貴”則指的是必須給予這些管理者從事管理活動所必需的名利地位。墨子將其概括為三個基本要點：爵位不高，百姓就不敬重；俸祿不厚，百姓就不相信；政令不決斷，百姓就不害怕。所以必須給賢士們以高貴的爵位，給予豐厚的俸祿，委派以處理政事的重任，給予決斷命令的權力，這不是為了賞賜他們，而是希望他們可以放手管理，從而獲得成功。

墨子特別強調，一個組織的領導者如果能夠誠心誠意地對待各級管理人員，尊重他們，信任他們，放手使用他們，就等於擴大了自己的管理能量。

如此看來，墨子所謂“高貴而有智慧”的管理者，其“高貴”，不在於“出身”高貴，而在於職位高貴。即使是農民、手工工人或商人，只要有才能就加以推舉選拔，給予高官厚祿，委派以處理政事的重任，給予決斷事理、發佈命令的權力。這裡，體現出一種“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可貴思想。

與此同時，墨子還指出，如果統治者只是按照自己的喜怒哀樂、遠近親疏去用人，而不以才能為標準，那就有可能出現以下尷尬的局面：把那些不能勝任百人之治者，放置在千人之治的崗位上；不能勝任千人之治者，放置在萬人之治的崗位上。這樣，等於給這些低能者人為地提高了十倍的身價。他們只有一分的辦事能力，卻十倍地給予他們官職。那麼，到頭來他們也只能治理十分之一，而放棄其他的十分之九了。

　　上下通情的溝通原則

墨子所主張的“尚同”，最終的目的是要把一個組織的不同意見統一起來，形成共有的價值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其前提在於上級與下級之間的充分溝通。

墨子指出：領導者管理政事，掌握了下面實情的就能得到治理，不掌握下面實情的就要引起混亂。如充分瞭解到民眾的善惡是非，就能對好人加以獎賞提拔，對壞人加以懲罰，那麼國家一定能得到治理；如不能掌握實情，就必然引起混亂。

因此，墨子十分強調，思想統一的前提，在於充分尊重民眾的意願。假如不瞭解民情，不把握民意，上下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得到統一，上級的意圖也就不能真正得到下級的理解、認同和貫徹。由此看來，墨子所主張的“尚同”，並不是領導者的獨斷專行，而在於充分吸取民眾意見之後所形成的真正意義上的“共識”。

所以，高明的領導者治理天下，他挑選出來充當自己助手的都是優秀的人才，幫助他觀察、聽取意見的人很多，集思廣益，兼聽則明。

為了幫助員工解決需跨部門協調解決的問題，聯想的楊元慶親自總結了聯想溝通四步驟：一是“找到責任崗位直接去溝通”，即直接找到問題涉及的關鍵崗位協調解決；二是“找該崗位的直接上級溝通”，即可以要求關鍵崗位的上級予以幫助；三是“報告自己上級去幫助溝通”，就是要求自己的上級去找關鍵崗位上的人進行溝通；如果還不行，就採取第四步，“找雙方共同上級去解決”。聯想的溝通四步驟，是以解決問題為原則，採取自下而上的反映路徑。這種方法“層層遞進”，實效強，很值得其他企業借鑒和效仿。

　　興利天下的經營原則

墨子主張以興利除害為人生的經營目標，圖謀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在興利方面，墨子反對宿命論，主張人們努力作為、積極進取；在除害方面，墨子反對浪費，主張節約。為此，墨子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措施。

　　義以利人的經營目標

墨子所謂的“義”，實際上就是為天下百姓謀利，有利於天下百姓的事便去做，不利於天下百姓的事便不去做。為天下人謀利，既是大義，也是大利。為此，墨子還專門算了一筆賬：

商人到四方去做買賣，是因為買賣的市價相差好幾倍，有利可圖。雖然其中有通過關卡的困難，有遇到盜賊的危險，也毫不顧忌，堅持把買賣做下去。而士人只要坐著宣傳“義”，沒有通過關卡的困難，也沒有遇上盜賊的危險，這樣做同商人取得的利益相比，倍數多得無法計算，可是卻不去做。可見士人計算利，就不如商人精明。

在墨子看來，宣傳“義”個人所付出的並不多，而天下人由此而獲得的利益卻相當大，因此可以說是一筆相當“合算”的買賣，應該作為人生的最佳選擇。

　　非命尚力的進取精神

墨子提出過著名的“三表法”，就是考察言論正確與否的三個標準：第一是向上探求古代聖王的事蹟；第二是向下考察百姓耳聞目睹的事實；第三是把這些言論具體化為政治管理的措施，看它是否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墨子運用“三表法”，揭示了“有命論”的荒謬和危害，提出“尚力”的主張。他指出：人類當然與禽獸、麋鹿、飛鳥、爬蟲們不同。後者可以聽天由命，以它們的羽毛為衣裳，以它們的蹄爪為鞋襪，依靠它們周圍的水草為食物，因此即使雄性的動物不耕田種地，雌性的動物不紡紗織布，也能夠衣食無憂。而人類就不一樣了，“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 。

相信“有命論”的人認為，人生的壽夭、貧富，社會的安危、治亂，都是由預定的“天命”決定的，人的力量無法減損與增益。個人的困窮、顯達、受賞、被罰、吉祥、禍殃都有定數，個人憑藉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也不能改變它。墨子指出，如果官吏們相信了這種說法，就會怠慢分內的職守；百姓們相信了這種說法，就會懶於勞作。官吏們不理政事，社會就會混亂；農事廢弛，國家就會貧窮。既貧窮又混亂，就會敗壞政治的根本。

人們排除了“有命論”的影響，認識到一切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勤奮工作。墨子這種“非命尚力”的思想，突出財富的來源在於人的勞動和創造，鼓勵人們奮勉努力，洋溢著自強不息、積極進取的精神，值得肯定。

　　節用尚儉的消費觀念

墨子觀察到了當時社會生產與需要之間的矛盾，認為要解決這個矛盾，除了加強生產之外，還要靠“尚儉”、“節用”。

　　墨子制定了“節用之法”，其主張具體包括多方面的內容：

一是反對統治者為了享樂而橫徵暴斂和掠奪老百姓的財富。因而要求統治者力行節約，懂得“儉節則昌，淫佚則亡”的道理。

二是反對衣飾過度追求華彩，認為“衣服之法”在於冬服足以禦寒、夏服能保持涼爽就可以了。不主張過分追求五味調和、氣味芬芳和羅致遠方的奇珍異品。

三是反對製造華美的兵甲車船，認為劍的作用在於擊刺，鎧甲的作用在於防護身體，車的作用在於負重到達遠方，舟船的作用在於渡河。因此，製造這些兵甲車船，只要達到其功能即可，沒有必要作額外的打扮裝飾。

四是主張簡易的宮室建造，認為建造房屋宮室，四壁能夠抵禦風寒，房頂能夠遮蔽雨雪，中間潔淨，牆壁能夠隔絕男女，使之有別，就可以了。

五是提倡節葬。他認為，儒家的葬禮儀式繁雜，多以財貨殉葬，禮制規定的居喪期又很長，使生者難以承受，因此主張薄葬、節葬。

六是主張非樂。墨子認為音樂不能給人民帶來實際的利益，統治者為了滿足對音樂的享受，必將徵調許多勞力製造樂器，充當樂手，耽誤了生產勞動。如果老百姓也起而仿效，就會妨礙耕織生產，因此，他反對儒家的“禮樂”，主張“非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