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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相愛,交相利」
的實施路徑與範圍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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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當時社會上“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許之謀愚、貴之敖賤”的弱肉強食的醜惡現象,墨子提出:“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其意思是,用所有的人都相互愛護同時相互給予利益的方法來改變醜惡的時弊。墨子認為,做有利他人之事,並不意味著只會有利於他人,其實利益是相互的;因而決不可做犧牲他人利益的事情,因為犧牲他人利益的同時必將損害自己。只有人們各不相害,彼此相利,把個人利益建立在整體利益之中,並把兩者揉和在一起,才能實現富國安民之願望。墨子將個人利益建立在整體利益之中這一思想是非常卓越的,因為離開了整體的利益,個人利益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墨子並非是在那裡誇誇其談,在提出系統的理論的同時,他也設計了自己的實施對策:
 
(1)提出具體的方法。《兼愛中》雲:“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現其身。’”其意即“兼相愛交相利”如何才能實現呢?那就是,看待別人的國家就象看待自己的國家,看待別人的家族就象看自己的家族,看待別人的身體就象看自己的身體一樣。墨子在此提出的答案是“視人若己”,就是多從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這樣可以避免誤解、消除衝突。

實現“兼相愛交相利”,才能“諸侯相愛則下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兼愛中》)就是說,諸侯因相愛不再惡戰了,家主因為相愛不再相篡奪,人人相愛不再相殘害;君臣因相愛而仁惠忠誠,父子因相愛而慈愛孝順,兄弟因相愛而和諧協調。天下人都相愛,強者就不會控制弱者,人眾的就不會掠奪人少的,富裕的就不會欺侮貧窮的,尊貴的就不會傲視低賤的,狡詐的就不會欺騙愚昧的。天下所有的禍害、篡奪、埋怨、憤恨等都不再產生,因為相愛出現了,因此仁人之士讚譽它。

可見,只有“兼相愛交相利”,社會上的一切禍患之源才得以消除;只有“兼相愛交相利”,才能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一個協調的群體組織。中國人注重維持和諧的局面,維護整體的利益,保持良好的人際關係。這是中國文化精神的一個組成部分。比墨子晚一百年的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強調了民本與人和的重要性,無疑也體現了墨子思想的影響。“交相利”就是互相給予對方利益,就是利他人、為他人。在墨子那裡,“‘為人’是‘人為’所要達到的目的,也是‘人為’所考慮的角度、所瞄準的方向、所遵循的規範。”其深刻含義就是人的行為要利於人民、利於國家。

(2)建立起自己的組織。從《墨子》和當時的許多著述中都可以看到,墨家當時有一個嚴密的組織,成員可以說是墨子的追隨者,主要來自遊俠,墨家這種組織的首領稱為矩子。矩子對其組織成員掌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墨子就是一個矩子。在《淮南子•泰族訓》記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死,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種精神在《墨攻》裡也有明顯的體現――墨者革離不顧自己生死,奮力地挽救梁城。

墨子的這一思想,經過柔和與演變,成為中國的俠義精神。俠義的“義”字,從墨子開始,就特別地強調,所謂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所謂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的思想,即是此。而中國文化精神,受墨子這種思想的影響很大,普及於社會各階層,甚至中國仁義的象徵關公關老爺也可與墨子思想追上淵源。      
 
(3)事必躬親,身體力行。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長期奔走于各諸侯國之間,宣傳他的政治主張。相傳他曾止楚攻宋,實施兼愛、非攻的主張;他“南游使衛”,宣講“蓄士”以備守禦;又屢游楚國,獻書楚惠王,並拒絕楚王的賜地而去;晚年到齊國,企圖勸止項子牛伐魯,未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並許以五百里封地。他以“聽吾言,用我道”為前往條件,而不計較封地與爵祿,目的是為了實現他的政治抱負和主張。
   
“非攻”大概是“兼愛”之外最為人所熟知的墨子的主張。“非攻”直接源於“兼愛”理想,墨子竭力用“非攻”思想勸說各國君王止戰息爭,就是為救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熱的困苦中。

墨子憤慨于那些高談仁義道德的戰爭辯護士,抨擊他們“明小物不明大物”。(這在《墨攻》中以墨者革離與趙國將軍巷淹中的最後一次對話可以看出)為了使自己的主張更具說服力,除了用嚴密的邏輯推理論證攻伐之事悖于天理外,墨子更列舉了歷史上窮兵黷武招致敗亡的實例來說明侵略戰爭損人害己的實質。這一些話是墨子站在平民階級的立場上說給統治者聽的,反映了平民的呼聲。但熱中于兼併各國君主根本聽不進“非攻”的說教,墨子的努力收效甚微。墨子實際上還是在做一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然而他的奮鬥中煥發出的人道主義精神和不屈不撓的意志卻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從兼愛的觀點出發,墨子還提出“節用”、“節葬”、“非樂”、“非攻”等主張,反對統治者窮奢極欲、揮霍無度的生活,也反對以大欺小、以強淩弱的非正義戰爭。不難看出,墨子這種“兼愛思想”是當時社會等級森嚴的時代所不能接受的,直至近代,在那個特殊的鬥爭時期,墨子還受到了郭沫若老先生的批判。但是到了現時之世界,二十一世紀,我們驚人的發現,墨子的學說是這麼的與這個時代合拍――儘管墨子在那個時代卻屬於超現實主義學說,無人理會。
 
回首百年,我國的傳統文化已遭受了太多的動亂:從清末的維新,到民國的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再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動亂,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被來自各方的思想文化撕扯的七零八散,西方文化的進入、日本文化的侵略,再加上本土新文化的崛起,越來越多的人忘掉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使得中國的傳統文化受到了無情的打擊和摧毀。傳統文化的缺失已經到了越來越嚴重的地步,從我們的各大城市中千篇一律、毫無個性的建築,到被中外文學家批判的“中國軟骨文學”,再到“道德缺失,一切向錢看”的惡性社會風氣,無不顯示著這個社會正在經歷著文化的混亂。而補救這種文化混亂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重塑人們的道德和社會文化觀念已成了我們建設和諧社會首當其衝的問題。

墨子思想,這一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的“隱士”,終於不再居於幕後,可以用其“兼愛非攻”的思想服務于現世大展身手。而“非攻”與“兼愛”,正是提倡和平、博愛的意思,而這正與當今社會和平發展的主題是不謀而合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似乎可以憧憬墨家學說會有一個更為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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