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與柏拉圖：中西文明的不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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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王權專制主義與古希臘的民主制都有一個歷史的演進過程。中西兩大文明系統的不同之處，最初在於它們所植根的自然環境有著天然的本質區別。這種觀點雖然有著“環境決定論”的色彩，但是，我們不得不說，越是處於人類的遠古時期，自然環境對於人類文明的影響就越大。從墨子與柏拉圖所勾畫的不同“理想國”中，我們分明看出，中西文明分屬人類文明的兩極，它們所遭遇到的“煩惱”，其實能夠從文明的另一個極找到答案。他們互相實踐著他們所“憧憬”的完全不同的生活，雖然他們都生活在自己的困局之中。
也許，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模式。
歷史上的西方人曾經對中華文明奉若神明，渴望變革自己的文明模式，他們最終獲得了成功，並且根本性地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進程；1840年以來，中國人在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中，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從中發展到對自己的文明模式感到懷疑，渴望在變革中實現超越。
中國人幾乎是被迫向西方學習的。今天的中國人，汲取了西方文明發展的優秀成果，而且並沒有出現像上個世紀的中國先輩所憂慮的那種“全盤西化”的局面。中國人同時運用他們傳統的智慧和現代世界文明中所蘊含的智慧，實現了超常規的崛起，中國文明優越性的一面再次令西方人刮目相看。
然而，中國文明的“劣根性”並沒有消失，而且還有借中國崛起的機遇再次“發揚光大”的可能。因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否則，中國崛起的一切成果同樣會在傳統糟粕的沉渣泛起中再次淹沒。
人類各民族文明的發展只有相互競爭的過程，沒有一種終極意義上的競爭的終點。在此過程中，中西文明如兩個相鄰的夥伴，相互守望著。
古希臘文明之所以能夠孕育出人類最早的民主思想，雖然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但與中國文明相對的幾大因素卻是至關重要的。這就是與中國大陸文明、農業文明、宗法文明相對應的海洋文明、工商文明與城邦文明共同推動了古希臘人成功地脫離了母體文明的堅硬外殼，最終成長為一個“健康的小孩”。
關於孕育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我曾在《大陸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農業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宗法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等系列文章中作了論述，本文不再細述。
發達的海洋文明、工商文明與城邦文明
希臘文明最早起源於愛琴海地區，它包括希臘半島、愛琴海諸島和小亞細亞半島西岸，位扼歐、亞、非三洲交通的要衝。地理環境的特色為地少山多、海岸曲折、島嶼密佈，有溫和的地中海氣候，冬雨夏爽適合橄欖、葡萄生長，發達的航海業便於和東方先進文明取得聯繫。克里特島橫列在北非和希臘之間，西元前3000年已向青銅文化過渡。西元前20世紀已合併奴隸制小國，建立以克諾斯為首都的統一王朝。當時首都即有人口10萬，農業、工商業和航海貿易相當發達，同埃及、小亞、希臘半島已有頻繁的經濟與文化交往。王朝擁有強大的造船業和艦隊，獲有海上霸權，其勢力範圍東自小亞，西至南義大利。
到西元前6世紀末，希臘部落組織逐漸讓位於城邦，其他社會等級起來向貴族階層發起挑戰，工商業開始發揮重大作用，希臘殖民地遍佈整個地中海沿岸一帶。造成這些變化的一個基本因素源於希臘地區的地理特點。希臘地區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沒有如中國、印度、中東那樣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廣闊的平原，只有連綿不絕的山脈，這不僅限制了農業文明的發展，而且將農村地區分隔成了若干互不相連的小塊。由於土地上很難產生人們生存所必需的農業產品，各小塊間也不像中國那樣互相攻伐以佔有更多的土地而獲得更多的生存機會。因而，希臘沒有那種中國式的地理政治中心。許多小城邦就是這樣形成的，彼此較為隔絕，而又生機勃勃地獨立存在著。
開始時，這些城邦主要靠自給型農業、放牧和捕魚為生，但到西元前8世紀初，這種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由於人口壓力而遭到破壞。渴望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到海上去當海盜、商人或是殖民者。到西元前5世紀時，包括黑海在內的整個地中海地區環布著繁盛的希臘殖民地，這些殖民地成為與母邦一模一樣的海外城邦。殖民地的建立引起一個最後改變整個希臘世界的連鎖反應。殖民地用船把把以穀物為主的各種原材料運到人口過剩的希臘本土，作為回報，得到酒、橄欖油和諸如布和陶器之類的製成品。這種貿易使希臘本國的經濟急速發展起來。
西元前8世紀中葉從小亞到希臘半島已星羅棋佈地建立了408年城邦。城邦原由衛城發展而來，是以一個城市或大村鎮為中心、有獨立主權的奴隸制小國，最大的城邦其巴達國勢最盛時領土面積也不過8400平方公里，雅典城邦面積只有2556平方公里。多山隔絕、海陸地形分割的地理條件，這些因素都使希臘城邦沒有統一的專制王權。諸城邦各自獨立，是多中心的，但互相之間又有密切的經濟聯繫和民族文化的統一性。由於希臘城邦的奴隸制是小規模的、分散型的，因而更需要加強各城邦之間以及同外部世界的工商貿易。由於有著得天獨厚的航海條件，商品經濟得到了充分發展。希臘各城邦雖有不同政制，但公民皆可參加公民大會，有相對較多的政治權利。這類政治經濟條件使希臘人有較為開闊的視野、活躍的心智，並能較快、較好地吸收東方文明成果，來創造自身的新文化，從而為希臘古典文明奠定了社會基礎。
雅典民主制的興衰
從西元前5世紀至西元前4世紀中葉的希臘古典文明，是西歐古典文化首次全面鼎盛、奠定根基的時代。科學啟蒙思想的清風先在小亞和南義大利的殖民城邦出現，而後在以雅典為中心的希臘本土擴展開來。希臘城邦的發展是多中心、多樣態、不平衡的。小亞諸城邦較少氏族血緣制的歷史羈絆，工商業發達，又較多直面接觸東方的埃及文明和巴比倫文明。從總體上說，當時希臘眾多城邦是有獨立主權、分散自治的，它們採取各種擺脫胞族血緣建制的不同制度，大多有議事會、民眾大會和軍事首長的建制，雖然也有相互之間的征伐稱霸和軍事同盟，但並沒有形成中國式的統一的王權。崛起的雅典，逐步建立、完善工商奴隸主和自由民為社會基礎的民主制度，成為大力推進希臘古典文明的中心。
雅典位於希臘半島南部的阿提卡地區，土壤貧瘠，先民引進橄欖、葡萄種植技術，農業才有發展，它還擁有礦藏和良港等。在邁錫尼文明時期，雅典曾是小王國，多立斯人入侵後雅典被滅絕。傳說中的英雄人物提修斯的改革，應當是在荷馬時期重建國家和立法，它以協定而非征服的方式聯合各村社，建立中央議事會，跨出摧毀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它又將公民分為貴族、農民和手工業者三個等級，他們都可參加公民大會，但只有貴族能當官掌權。雅典一度保留國王名義，王權逐漸被廢黜，實權由貴族執政官壟斷。至西元前7世紀末葉，貴族和平民的鬥爭十分尖銳。經過傑出政治家梭倫所領導的改革運動，明確了以私有財產規定公民權利與義務，打擊了氏族貴族勢力。
雅典的政治改革在貴族寡頭派和平民民主派的反復較量中前進。西元前506年選任首席執政官的克利斯提尼，又實行摧毀氏族貴族反抗的較為徹底的政制改革，廢除4個血緣部落，代之以10個新選區，消除氏族關係殘餘；由10選區抽籤選舉產生五百人議事會和十執政官，所有公民都可擔任，擴大了民主；由各選區選舉組成十將軍委員會，軍事執政官為首席將軍；實行“貝殼流放法”，公民大會每年以貝殼投票方式，決定將危害民主與國家安全的人流放國外10年。克利斯提尼被稱為雅典民主制之父。到了伯裏克利時代，希臘民主制達到了極盛。
民主制是希臘城邦奴隸制所創造的一種嶄新的政治形式，代表工商奴隸主和小農、手工業者、自由民的利益。它能給民眾帶來較多的政治權利和較大的社會公共活動空間，極大地促進了科學文化的繁榮。然而，雅典民主制只是人類民主制發展的初級形式，其自身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如民主的範圍不包括奴隸與外邦人，婦女沒有參政權。直接民主和多數裁定的原則顯然是進步的制度，但是缺乏輔之以有關法律的保障，也沒有言論與信仰自由原則和關於公職人員素質的規定，民眾易受情緒支配而產生隨意性，所以才會諸如蘇格拉底被決死的冤案。這種民主制會因“多數暴政”而蛻化變質。
西元前431年至西元前404年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是希臘古典文明由盛趨衰的轉捩點。戰爭使雅典在政治上與經濟地位上一蹶不振。這場戰爭激化了希臘城邦奴隸制的各種內在矛盾，此後在半個多世紀因兩極分化和不斷的黨派鬥爭、城邦之間的戰爭而衰落，最終被大規模的帝國集權型奴隸制所取代。雅典經過短暫的寡頭政制和三十僭主政制後，雖然恢復了民主政制形式，但它已喪失了原有的社會基礎。原由國家供養的兩萬自由民已成為不屑勞動的窮光蛋，民主政治變質為政客弄權的工具，對重振城邦已無回天之力。戰爭的後果造成全希臘的政治秩序、精神生活和道德價值陷入了極大的混亂與危機。
中國式的王權專制主義文化建立在大陸文明、農業文明與宗法文明基礎之上，其目的是為了滿足少數貴族奢侈的生活需求。因而，貴族文化代言了王權專制主義的利益需求。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王權專制主義走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戰亂頻發，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深刻洞悉中國社會問題之根本的墨子，試圖以代表平民利益的思想改造中國社會，但他面臨的“敵人”卻是無比強大的，他既要衝破中華民族母體文明中如血緣關係下的宗法制等堅硬的外殼，還要整體面對孕育中國文明的各種“基因”的影響。貴族無休止的佔有欲是導致社會混亂的根源，只要王權專制主義存在於中國的土壤之上，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矛盾就永遠也無法得到真正的調和。因而，墨子多麼渴望那些“王公大人”能夠以“兼愛”的思想建立一種民主、平等、競爭的社會制度，從而徹底地解決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
由於自然資源相對匱乏，古希臘人很早就有了“世界性”眼光。他們將海洋作為征服世界的工具，以海外貿易為手段，在繁榮經濟的同時，促進了科學文化的發展。在海洋文明、工商文明、城邦文明的共同推動下，母體文明中血緣關係等堅硬的外殼漸漸軟化消退，王權專制主義逐漸瓦解，民主制不斷發展起來。民主制的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人們可以相對自由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可以相對民主地使用政治權利，但被過度濫用的民主權利，則有可能造成多數人的“暴政”，社會同樣也會陷入混亂之中。連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也最終死於這樣一種被濫用的民主權杖之下。所有這些不得不令柏拉圖感到困惑。那麼，如何建立一種新的穩定的秩序？
中西早期文明所遭遇的亂局是根本不同的，甚至是互逆的。然而，文明的單一性不可能讓一個民族同時擁有兩種完全不同乃至相反的文化。仿佛在同一個廣場上，不可能同時播放兩種不同完全不同的聲音。
選擇即差異，選擇即命運。自古以來，中西文明就這樣在差異中相互守望著。
墨子與柏拉圖的“理想國”是無法得以實行的，理想與幻想之間本來不過一步之遙而已，但毋庸置疑地，那些思想都代表著他們對於人類靈魂的一種守望。
本文史料引自以下書目：
《全球通史上冊》（[美]斯塔夫裏阿諾斯著，吳象嬰等譯，88-9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西歐文明上冊》（姚介厚、李鵬程、楊深著，20-34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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