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有哪些立法和司法主張
陸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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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重視法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重視法律在治理國家、為民謀利和制約君主方面的作用，因而也重視法律的制定和執行，即立法和司法。據段秋關先生研究，墨子以“愛人利人”為標準，提出了四項立法和司法主張（參見楊鶴皋主編《中國法律思想史墨家的法律思想》，北京大學出版社，年月版）。
一、法律必須以“為萬民興利除害”為目的。墨子之“利”，指維持或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物質利益，從法律觀的角度理解，含有保障物質利益的權益、權利的意思。墨子處處言“天下皆得其利（”《尚賢中》）“，國家百姓之利”“，天鬼百姓之利（”《尚賢下》）“，為萬民興利除害（”《尚同中，強調公利、眾利，反對害人自利。
為此，墨子用“利”定義“義”：“義，利也”（《經上》），不僅要求立法“利民”“：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非樂》），而且要求執法“利民”：“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
二、法律應維護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墨子認為“為民興利”的主要表現，就是以法律政令確認和維護勞動者的生存、財產所有和參加政治的權利。關於生存權利。墨子反對統治者搜刮民財和奢侈淫佚，以為政治的首要任務就是解決“民饑”、“民寒”和“不得息”這三大患禍，使民眾獲得生存的權利。一方面，墨子借用“天志”論證生存權利的神聖不可侵犯：“今天下無大小之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法儀》）；另一方面，墨子用人“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非樂上，論證勞動是人類生存的根本，是物質財富的源泉，“賴其力者”的生存權利應受到維護。
關於財產的私有權利。墨子以為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堅決反對非法佔有別人的勞動果實，要求用法律制裁這種“不義”行為。他說“：不義”是“虧人自利”“，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非攻上》）。由於墨子對侵犯財產權的行為特別憤慨，他主張嚴刑重罰，甚至提出過“殺盜人，非殺人也（”《小取這樣的命題。
關於“農與工肆之人”參與政治的權利。墨子反對西周以來的“世卿世祿”宗法制度，主張“尚賢”，選任“賢者”來治理國政。他說：“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尚賢上》）“；不党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尚賢中》）。這些，表達了平民參加政權和提高社會地位的強烈要求。
三、君主集權的法制統一觀點。墨子把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寄托于天子和賢者的身上。首先，墨子以為“義”是由最能理解“天志”的“貴且知者”制定和頒佈的：“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天志中》）；天子由天選定，是天下最“賢”的人，立法和司法大權也只能歸於“天子”。
其次，墨子以為天子、三公等等是依賢能的等級而選擇的，天下的人必須絕對服從他們：“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尚同中》）。再次，墨子主張君主有最高的立法、司法權，亦強調“明法”“、慎刑”“：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尚同中》）。
四、處理國家關係的準則。墨子希望以相愛、互利、平等的原則處理各諸侯國之間的關係。首先，墨子以為各國應該有對等的“愛”，這樣，才能消除敵視、掠奪和攻佔，達致睦鄰友好，和平相處。其次，墨子以為各國應彼此承認和尊重對方的利益，做到“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兼愛下》）“，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兼愛上。再次，墨子以為國與國之間應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不僅不相攻：“處大國不攻小國”（《天志上》），而且還應禮尚往來“：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諸侯之冤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天志中》）。
在墨子的上述主張中，既有樸素的平等觀念，又有尊君集權的專制傾向；既反對宗法等級制，又提倡新的官僚等級；既要求法律承認並維護勞動民眾的政治和經濟權益，又把立法和司法權歸於君主個人，寄希望於明君賢臣。這些，典型地反映了小生產者的思想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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