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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墨子的和諧思想及其現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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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於是我國先秦時期偉大的思想家。墨子用豐富的思想構建了一個“和平濟世”的理想社會“兼愛、非攻、尚賢、節用、非命”是其思想的精髓所在。重新挖掘墨子思想中的有益成份,尤其是墨子的和諧思想,尋找與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結合點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巨大的時代價值。墨子的和諧思想能夠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和倫理規範,提高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能動性、創造性和實效性。

 

一、人與人的和諧思想
  
  (一)“兼相愛、交相利”的複合價值觀,有助於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墨子深刻認識到混沌社會狀況造成了人們畸形心理,長期的戰亂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的自私自利、反目成仇。墨子認為:“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者,以不相愛生也。”(《墨子,兼愛中》)意思是說,一切禍亂都源自人與人之間的不相愛,“不相愛”歸根結底是一種單純的“利己觀”,為解決這一問題,墨子提出了解決方案,即“兼相愛、交相利”思想。孔子講“仁義”的基礎在於道德本心,即先義後利,而墨子講“兼愛”的基礎在於義利合一,這是墨子“兼愛”比孔子“仁愛”高明的地方。

墨子用“視人若已”的換位思考準則來闡釋“兼相愛、交相利”的道德準則。“‘視人若已’,就是多從對方角度考慮問題,這樣可以避免誤解、消除衝突”。墨子認為“視人之國,若視其國;?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之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家,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群臣相愛,則惠患。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墨子‧兼愛下》)墨子在此構建了一個理想社會,一個諧調的群體組織的藍圖,在那個時代顯示出了可貴的進步意義。社會是一個隱含著相同價值取向的共同體,社會中的每個群體、每個人都需要得到尊重、肯定和理解。出於對人性、社會的考慮,墨子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就是要相互理解,相互關愛,而唯有經常地“兼相愛,交相利”,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方營造出溫暖和諧的社會氛圍。

 墨子闡述“兼相愛、交相利”思想,是針對“不相愛”現象進行剖析的。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日益深入,道德領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滑坡,個人私欲不斷膨脹,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等“不相愛”現象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不斷作祟。在墨子看來,這些都是社會不和諧的誘因,然而他並不排斥“不相愛”(利己)的存在。他認為:“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墨子‧大取》)這是說,愛他人不排除愛自己,在愛人(利他)的過程中就已經實現了愛己(利己),這種雙向“互愛”的本質就是“互相尊重,互惠互利”的複合價值取向。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也不反對利益主體對私利的追求,但這種追求不能以滿足自身的單純“利己”為目的,而應以“兼相愛、交相利”的複合價值觀為指導原則,“利他”是出發點,“利己”是終結點,最終雙方追求的結果是在相互作用中實現共贏。只有一個人從單純的“利己”、“利他”觀中解放出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才能建立,才能形成團結互助、平等友愛的社會互助體系。

 

(二)“義利合一”的功利觀,有利於人們利益分配上的和諧

墨子認為仁義必須與人們的實際利益結合起來。他說:“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人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人為政於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墨子‧耕柱》)。墨子以利人、利民為義,認為義與利是合一的,所以義是天下之良寶。他還認為,義作為一種道德,必須“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有道以教人”(《墨子‧尚賢下》)也就是說,講義利必須給人以實際的利益,否則只是空談。

談到兼愛,墨子同樣認為要給人以實際的利益。他說:“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厭,歿世而不倦。”(《墨子‧節用中》)“示之以利”就是說,要愛民就必須給人民以實際的利益。不僅如此,他認為發明創造某種機械是否有價值,也應該以是否利人為尺度。可見,墨子的價值觀是把百姓的實際利益置於第一位,不是宣揚個人利己主義。

墨子的義利觀對我們有兩點重要的啟示:首先,是義利孰輕孰重的問題。那種認為“君子不言利”“重義輕利”甚至“義而忘利”的道德信條是片面的,它不利於調動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積極性。同樣,面對利益誘惑,那些認為“利”就是一切,因而“重利輕義”乃至“見利忘義”更是不可取的。

我們應當提倡墨子的義利統一觀,保障個人正當利益,鼓勵個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追求自己的個人利益,但不能把個人利益狹隘化。其次,在經濟活動中應當堅持利人的原則,從“利人”中“自利”,堅持“利人”就是要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自覺把個人利益同國家、集體利益結合起來。在經濟活動中不謀非義之財,不求非義之富,堅決反對侵吞國家、集體財產和侵犯他人利益的損人利己行為。  

二、人與自然的和諧思想——“節用”的可持續消費觀

 

墨子宣導可持續發展的科學消費觀。針對當時的侈靡風俗,墨子發出了“儉節則昌,淫佚則亡”的?喊,同時也提出了“節用”“節葬”“非樂”的建議,其目的在於引導人們合理地利用資源,通過協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墨子說:“凡天下群百工,輪車、?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墨子‧節用中》)這裏是說凡是天下的百工,各自從事所擅長的技能,只要能夠供給民用就可以了。墨子在此強調了人在自然面前要有所節制,生產要有限度,開採資源要適度,不要造成自然資源的過度浪費。墨子說:“愛尚(上)世與後世,一若今之世”(《墨子‧大取》)這裏是說,愛後世就要為後世子孫設想,在發展生產,滿足當代人消費需求的同時,必須要兼顧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保護,而不能利於今世,但害於後世。

同時墨子還在《墨子‧七患》中分析了統治者如何做到“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他提出的對策為“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他認為統治者不要為滿足一時需要而過度地索取自然,而應建立長效機制,居安思危,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道。墨子強調說:“古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續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昧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墨子‧節用中》)人們沒有必要在飲食上過分講究色香味的調和,追求珍貴罕見的食物,只要能夠強身健體就足夠了。墨子在此提出了一種十分合理的經濟行為和生活方式。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一環就是要加強節約型社會的建設,堅定不移地反對奢侈浪費,提倡科學消費,不斷提高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節用”思想恰恰體現了這種要求。但墨子的前瞻性還在於他對一般民眾提出了同樣的要求:養成一種崇尚簡樸,反對奢靡的消費習慣。這種全民動員式的可持續消費觀無疑為當前我國資源緊缺的現狀開了一劑良藥,對我們建設節約型社會有很大的啟發。  

三、人與社會的和諧思想

 (一)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觀,有利於產業結構的和諧

 

墨子非常重視農業生產在國計民生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說:“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墨子‧七患》)又說“五穀麻絲,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墨子‧天志中》)既然五穀絲麻是人民衣食之源,國家亦賴以奉養,因此統治者必須特別注重農事,把農業生產放在首要地位。墨子還認識到,如果農業收成好,人民豐衣足食,社會就會安定,統治就能穩固,而“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墨子‧非儒下》)因此,農業是關係到國計民生、治亂安危的大事。

墨子還針對當時的歷史狀況提出了發展農業的對策。首先,要合理利用土地。他說:“安國之道,道(從)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墨子‧號令》)土地能不能得到合理使用,能不能充分發揮效力,是農業生產能否發展的關鍵。其次,必須保證農民有充足的時間從事勞動。他認為戰爭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最大“春則廢民耕嫁樹藝,秋則廢民獲斂”,必須堅決反對和制止戰爭。再次,必須保證充足的農業勞動力。

墨子認為導致當時人口稀少的最主要原因是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和戰爭,他說:“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墨子‧節用上》)墨子還進一步指出不得休息是勞動人民產生疾苦的原因,“人之所得於疾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墨子‧公孟》)因而將休息的重要意義提高到關係國家存亡和人民健康的高度上。

墨子的這些思想,值得我們深省。墨子強調:“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樂上》)這就是說,生產不發展,必然有民患國憂;只有發展了,才能解決其他問題,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近代百餘年的血的教訓告誡我們,落後必然挨打,只有自身發展了,綜合國力提高了,才有話語權、自決權,才能獨立自主不受制於人。“三農”問題關係中國經濟發展的全局,“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同時也事關國家的長治久安。解決“三農”問題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係到整個社會產業結構的和諧發展。因此,必須落實國家政策,運用現代科技,發展農業生產。  

(二)“志功統一”的道德評價觀,促進了個人與社會的融洽

 

墨子提出“志功統一”說,認為動機和效果不能偏廢。墨子的功利主義觀,不僅認為道德行為不能脫離人的生活利益,而且不應該離開其實際效果。行為的效果,墨子稱為“功”,即功效;行為的動機,稱為“志”。魯君曾問墨子:“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墨子說:“未可知也。或所謂賞譽為是也。釣者之恭,非為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

(《墨子‧魯問》)墨子認為,魯君的兩個兒子,一個好學習,另一個樂善好施,這都是表現,僅看其表現還不能夠判斷誰好誰壞,還要考察他們的動機,墨子主張“合其志功而觀焉”,把動機和效果結合起來考察。墨子認為,一個人是否懂得道德,不是概念的問題,而是行動的問題,他說:“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貴義》)墨子認為,一個有道德的人,不僅是在概念上理解了什麼是仁義,更重要的是在行動中對善惡行為能夠取捨。

墨子的“志功統一說”堅持動機和效果的辯證統一,為我們在判斷人們行為的道德價值,有效地實現對個體道德的社會調控,提供了科學的前提和基礎。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主體與參與者的個人,既要注重自身利益的發展,同時也應注意到自身的利益與社會利益相協調,只有把二者有機結合。在社會充分實現和諧的前提下,才能使個人獲得充分的發展機遇。否則,必將得不償失。

 

(三)“尚賢使能”的人才觀,有助於維護社會的公平公正

尚賢就是任人唯賢,墨子反對任人唯親的宗法血緣用人制度。墨子早在二千年前就將“尚賢”納入其思想體系之中,並將其定性為執政之根本。墨子認為“夫尚賢者,為政之本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墨子‧尚賢上》)在他看來,天下之亂,“上下相賊”的根源在於政令、意見自上而下的不統一,而不統一的原因又在於沒有“任人唯賢”的政治制度。

墨子站在庶民一邊,提出“官無常貴,民無常賤”“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墨子‧尚賢中》),人不分貴賤都有公平競爭、參與政治的權利,“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墨子,尚賢上》)這裏可以明顯看出,墨子“尚賢”思想中極強的群眾意識。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依賴於人的全面發展,而全面發展的實現需要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完善的人才選拔任用制度,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公開透明的立法程式是保障公民獲得平等權利的基礎,只有各項法律法規日趨合理化、人性化,公民才可能真正地不分地位和職業的差別,參與管理,參與分配,共用機會平等,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事業而奮鬥。

總之,儘管墨子的和諧社會思想帶有小農階級的局限性,而且在當時的社會裏,墨子的主張對統治者抱有過多幻想,容易被統治階級所利用,作為麻痹人民思想的工具。但他關於人類自身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社會的和諧以及經濟的和諧的思想,作為一種人類理想訴求,閃耀著天才智慧的光芒;作為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一筆寶貴的思想財富,對於今天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有重要的啟發和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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