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農之言為墨學流變考
作者：太平道
http://www.xinmojia.com/view.php?tid=14&cid=16
神農之言所維護的與墨學一樣為庶民階級，其理想使天下人平等富足亦與墨學同，而許子更激進要將墨家內部的生活方式推廣至全天下，無論許犯、許行是否為一人，神農之言源淵於墨學，為墨學之流變則無疑。
《漢書藝文志》雲：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 播百穀，勤耕桑，以足衣食。 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 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民並耕，誖上、下之序。 但農家出於農稷之官只是班氏說法，其不足據。 農家典籍首列《神農》二十篇，已佚。 先秦農書保存得較為完整的是《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當中論及以土地束縛農民，使之純樸而易治，這是教統治者如何控制農民，如蒙文通先生所說這屬法家的技術派，從《呂氏春秋》中四篇家書可知，此派尊崇后稷，后稷名棄，傳說為周之祖先。 《呂氏春秋》此四篇農書很可能採於以后稷命名的官方農書。
另一派農家，則是主張君民並而食，與墨子一樣非毀禮樂，反對剝削，敵視貴族的等級制度及寄生生活。 此派尊崇神農，宣揚神農之言。 神農之言先秦典籍多有提及，可見神農之言在當時影響之大。 在此派代表庶民的農家人物中，有留下名字的只有許行及其弟子陳辛陳相。 其記載於《孟子滕文公》。 神農之言的作者，此篇亦留給我們非常重要的線索。 當中稱“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神農之名首見於《孟子》（屍佼及商鞅年代雖早於孟子，但其書《尸子》及《商君書》為後人收輯，其書參雜戰國中後期內容，此二書不及《孟子》可信）。 可見神農之言極可能創於許行。
許行楚國人，聞滕君行仁政，自至楚滕，與幾十弟子, “皆衣褐，捆屨織蓆以為食”,許行與弟子都自食其力，儘管有弟子幾十人，但依然與弟子一起勞動，過著墨家式的生活。 《莊子天下》亦稱後世墨者“裘褐為衣,跂蹻為服,日夜不休, 以自苦為極者”。 而陳相陳辛兄弟遇許子皆放棄曾師從的儒學隨許子學習其學說，也可見許子有著如墨子一樣的人格魅力。 孟子去滕，陳相與孟子展開過一場辯論。 記於《孟子滕文公上》。
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許子反對貴族的不勞而獲，反對當時貴族的寄生生活，許子完全站在勞動者那一邊反對極不公平的分配，主張統治階層亦要對參與勞動，批判統治階層以“勞心”為藉口不勞而獲。 而且許子言不參與勞動而得所獲者不能稱為賢者。 這是許子學說和主旨，但許子也不一定認為統治階層一定要與百姓從事一樣多的勞動，只是要統治者帶頭勞動，在管治之餘亦要參與勞動。
有學者認為許子之道主張人人都參與體力勞動才能得到所獲，其實許子只想統治階層盡可能參與勞動，並非主要統治者要參與與百姓同等量的勞動，且從觀各典籍所記的神農之言，如稱神農“並耕而王”，可見許子是希望統治者可以在勞動階層中選出。 這與墨子思想一樣，墨子與所有弟子都參與勞動，禽滑厘想學墨子的兵法，還服了三年勞役。 “禽滑厘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墨子備梯》）。 師從墨子修墨學都要參與勞動，有成就者推薦去各國從政，墨子也希望從政者可以從勞動者中提撥。
但許子相比墨子更為激進。 許子與弟子也編織草鞋席子交換帽子耕具等物品，又言自織冠“害於耕（耽誤農事）”，陳相亦言“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許子亦承認商品交換，承認社會分工，而孟子在《滕文公上》對許子的譏諷，顯得強辭奪理，玩弄文字。
錢穆先生認為許行就是《呂氏春秋當染篇》所載學於禽滑厘（《呂覽》寫作禽滑康）的許犯。 認為許子名犯字行。 又認為：“許行之言曰：“滕有倉廩府庫，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此墨子非禮毀樂之緒論也。並耕之說，蓋自兼愛蛻變而來。
則許行之為墨徒，信矣。”（詳見《先秦諸子系年許行考》）許子楚國人，《墨子》所記墨子最後活動於楚國魯陽，阻止魯陽文君攻鄭後再無墨子活動記載，錢穆先生認為墨子逝世於魯陽，今河南魯山縣（戰國時魯陽）有墨子隱居遺蹟的墨隱寺、墨子洞等，晉道人葛洪所著《神仙傳》中所記墨子八十二歲隨赤松子遊，後隱居週狄山修道成仙。 《神仙傳》所記雖然是神話，但神話背後可以是歷史的影子，墨子阻止魯陽文君攻鄭時已八十多歲高齡，也可能墨子把墨家事務交託給弟子隱居於當地，傳說墨子不想人打擾而改姓黑，這是黑隱寺的由來。
墨家鉅子孟勝亦在楚國為陽城君師。 可見楚國是墨家重鎮，自墨子止楚攻送後，儘管墨子為人低調，但這一令人百般感動的事蹟還是先在楚宋傳開，墨學開始在楚國流傳，雖然楚惠王及其使者稱墨學為賤人之言，但墨學與民間的追求相合，加上墨子的人格魅力，墨學在楚國也開始盛行。 以此所見，許行有可能就是許犯，若許行是許犯，孟子至滕與陳相辯論時許子已在晚年。
孟子稱“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見孟子時主要學術只有儒墨楊三家，但孟子為何稱夷之為墨者而不稱許子為墨者？ “墨者”一詞有何涵義？ 《呂氏春秋上德篇》載墨者鉅子為陽城君殉難的慘劇，吳起受楚悼王信任在楚國變法，因打擊貴族利益，楚悼王死而貴族叛變，群臣攻吳起，陽城君亦有參與，後遭追究而出逃，孟勝當時為陽城君師為其守陽城， 陽城被收回，孟勝沒能守住陽城與一百八十多弟子自盡。 孟勝弟子徐弱反對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矣,而絕墨者於世不可”。
而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 。 徐弱聽後先自盡為孟勝除路。 這裡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徐弱說孟勝與弟子都死，天下再沒有墨者，而孟勝卻說還有宋之田襄子，可見，徐弱並不視田襄子為墨者，而田襄子亦不在當時孟勝為首的墨家主流組織中，而孟勝派兩名弟子傳鉅子之位於田襄子，二人想回楚國自盡，田襄子阻止，但二人不聽堅決回楚國自盡，可見二人都不服田襄子，不視田襄子為鉅子。
當時墨家只視集團成員為墨者，而出走之墨者都不視為墨者，因此徐弱並不視田襄子為墨者。 田襄子應為孟勝同輩，為出走之墨者。 而當時墨家支流未成氣候，《韓非子顯學》所說相里氏相夫氏鄧陵氏三派未成（此三派都應為墨辯，由《莊子天下》所論述相里氏鄧陵氏之墨都為墨辯，墨離不止三，《呂覽》中所稱墨者鉅子孟勝、田襄子、腹子《韓非子》未提及，其後墨家主流入秦，以腹子為首，漸與法家合流，入秦時腹子已年老，可能田襄子反對入秦而鉅子之位不保，入秦墨家之鉅子為腹子，田襄子居宋，宋鈃為宋國人，很可能師從田襄子，田姓為齊國人，腹子帶墨家入秦，而田襄子晚年聽聞齊國開設稷下學宮，讓宋鈃去齊設教稷下。
宋鈃亦不自稱墨者，但其學術實為墨學，宋子學說此文暫不詳論）。 孟勝與墨子作風已大有不同。 墨子本為反貴族而創立墨家，墨學處處與貴族舊製針鋒相對，而墨子止楚攻宋後獻書楚惠王，楚惠王不用而墨子拒絕楚惠王的厚待，又拒絕越王的五百里封地。 墨子所報效的並非一國一君，而是天下人，但孟勝為陽城君師亦為陽城君守城，陽城君因叛變出逃孟勝竟與一百八十多弟子為陽城君自盡，而陽城君參與叛變孟勝亦無阻止，孟勝所報效的已不是天下人，而只是與陽城君的私人交情。 墨家成員多來自庶民階層，鉅子過於親近貴族必定遭受部分墨家成員反對，這極可能是墨徒出走的主因，墨家本為反貴族而起，而孟勝卻過於親近貴族又為其守城，這為墨家分裂的一大主因。 許行學於禽滑厘，也可能是禽子晚年所收弟子，禽子雖為墨子弟子，但止楚攻宋時墨子也才三十多歲，而禽子已經可以帶領三百弟子，可見禽子年歲與墨子相差不遠，可能只相差十歲之內，孟子至滕時許子仍在世，以此推斷，許子應為禽子所收弟子。
從許子學說可知許子亦為極反貴族之人，許子應該也是當時出走之墨者。 至孟子時，相里氏相夫氏鄧陵氏已成氣候，互稱謂“別墨”，皆以墨家正宗自居。 許行宋鈃依然堅持著墨子的苦行救世精神，但不想陷入墨家正宗之爭，不想托墨者之名以自重，所以不自稱為墨者，亦不想托墨者之名以自重，而且宋許二子亦非當時成規模的墨者集團成員，所以孟子也不稱宋許二子為墨者。 《呂氏春秋去宥篇》中所載東方墨者入秦見秦惠王遭秦墨者唐姑果排斥，可見戰國中期部分墨者紛紛想以墨者之名謀求名利，已失墨者之實。 而當時秦國墨者勢力最大，各方墨者皆想入秦。
墨家入秦並沒有使秦寢兵停戰，秦兼併擴張反而加劇，秦國重墨主要是利用墨家精通於守城兵技，今本《墨子》中的兵法，實出於秦國墨者，亦已非純墨子兵法，實為墨子守城兵技融入自商鞅變法後的秦法令（詳見蒙文通先生《論墨學源流與儒墨匯合》）。 而出土的《雲夢秦簡》中的法令進一步證明《墨子》中的兵法成書於秦墨。 田鳩亦為入秦墨者，田鳩齊人，孫治讓先生與錢穆先生認為田鳩即學於許犯的田系，即田鳩為許行弟子。 田鳩亦入秦之墨者，而入秦晚於腹子，《呂氏春秋去私篇》記腹子其子殺人，秦惠王念腹子得一獨子想赦免其罪，而腹子拒絕而大公無私去獨子處死。 當時腹子已老，又可見當時腹子受秦惠王重用。
《呂氏春秋首時篇》載田鳩在秦三年都見不到秦惠王，最後返楚由楚王以符信推薦才能見秦惠王，可見田鳩並非腹子一派的墨者。 田鳩可由楚王以符信推薦，可見田鳩在楚國活動過不短時間，並且得到楚王賞識，可知田鳩真可能曾師從許子，而田鳩入秦時早已離開許子學派，為入秦田鳩亦自稱墨者，因墨者在秦惠王時得到重用。 但從《呂氏春秋首時篇》可見田鳩已有縱橫術士的傾向，又看《韓非子問田》，田鳩提出“主有度，上有術”，即韓非所說的法和術，可見田鳩已有法家傾向。 入秦墨家，因秦國的極端專制的政治環境，都傾向於法家思想。 秦國根本沒有墨學能流傳的土壤，入秦的墨家想繼續生存，只有淡忘墨家的宗旨，在尚崇狹義功利主義的秦國，根本不允許兼愛非攻的流傳，秦國對墨學所所吸收的也只不過是有利於秦統治者統治的一部分，而當時留秦墨者，都成了秦國的工具，只不過是秦國要來打防禦戰的棋子。
不恃人而食，反對不勞而獲，其實在孔子時代已有。 當時已有荷蓧丈人譏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荷蓧丈人學識廣博，但已不恥於勞作而自食其力。 當時孔子視勞作生產為鄙人之事。 荷蓧丈人自食其力之精神為墨子思想淵源之一。 墨子曾師從儒學，不會無緣無故反對儒學，自食其力的隱士亦影響著墨子思想創立反貴族的墨學。
墨子的理想亦分階段性，墨子深知一時不能打破為政者恃人而食的局面，所以墨子開始只要求為政者能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又強聽獄治政，一時未對為政者提出勞動的要求，而墨子創作禪讓傳說，把最高理想寄託於禪讓傳說。 顧頡剛先生的《禪讓起於墨家考》中提到盛傳於戰國的禪讓傳說起於墨家，禪讓傳說正好與墨家思想相合，而禪讓傳說被後世儒者所吸收。 觀《尚書堯典》可知有很重的墨家味。 孟子婉轉地說舜的帝位並非堯所禪讓，認為堯不可能把帝位傳給外人，而荀子更為直接，乾脆就是禪讓都是虛言不可信。 儒墨都尊堯舜，但儒墨兩家的堯舜形象卻大為不同。 正如《韓非子顯學》所言：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
觀《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言：“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 亦不用於耕耳”。即為堯舜只勞心不需勞力，這是孟子所謂的“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而《墨子尚賢》雲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尸子》在《漢書藝文志》列入雜家，應不為屍佼所著，為後人托屍佼之名所著，當中亦收入不少墨家的思想，《尸子卷下》雲：“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 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瀆，儉則為獵者表虎”，又云：“堯瘦，舜墨，禹脛不生毛。 ”又云：“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所以勸耕也”。
《文子》亦云：“神農形悴，堯瘦癯，舜黧黑，禹胼胝。 ”《尸子卷下》又云：“堯瘦，舜墨，禹脛不生毛”，這都是墨家所依託的先王形像，墨家苦行而所崇拜之偶像亦為苦行形像，顯然墨家所言的舜本是庶民勞動者，因其賢能而受唐堯禪讓其帝位。墨子亦希望為政者能在勞動者中選出，所以墨子弟子在其門下學習都必定要從事勞動，而墨子自己亦親居勞作，《荀子解敝》亦稱墨子：“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
《墨子非樂》亦稱：“賴力者生，不賴力者不生”，反對諸候貴族世襲的寄生生活。“禪讓傳說其實正是墨子的寄望的最高理想。 綜上所述，墨子的最高理想與許子並耕之說相合，許行並耕之說正如墨子最崇尚大禹“親自操槀耜，而九雜天下之川”之精神，錢穆先生亦稱許行並耕之說為墨學精神的最高表現。
許子又提出一種保障農民與手工業者的經濟政策：“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有前人學者認為此出於道家齊物，我則認為這齣於墨家尚同之義。 道家齊物是對自然萬物而言，而許子提出此政策則對人類社會而言，劃一物價，使物品交換中不存在欺詐，實為墨家尚同之義所演化。 在戰國中期農民及手工業者此最基層的勞動者不但受貴族剝削，亦受商人欺詐，許子此政策實為把墨子尚同之義改造。 而孟子對許子此政策的批評，正如荀子批評墨子“有見於義，無見於畸”。
（《荀子天論》）許地山先生在《道教史》中認為許子為道家別派，但老莊思想都不主張刻苦勤勞，《老子》言：“終身不勤”，《莊子》言：“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形勞而不休則弊，精而用不已則勞，勞則竭”，“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复，與天為一”，認為勤勞會阻礙其全性保真。 《莊子天下》亦評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勤與不勤是道墨二家一大分岐。 許子親居勞作又積極入世宣揚神農之言，而老莊思想則提倡“不言之教”，許子對天下充滿熱誠，與老莊的出世態度完全不同，而許子的並耕之說是反對貴族世襲的不勞而獲，增加生產力使天下人富足，與《老子》倡導的“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之理想相去甚遠。
《神農》一書已佚，班固《漢書·藝文志》自註說:“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 託之神農。唐代顏師古引劉向《別錄》雲:“疑李悝及商君所說”。神農之言散見於諸子典籍，觀其要義與商群李悝之耕戰政策不類，而《商君書》只是偶爾提及神農之言。觀《孟子滕文公上》所言許行為“有為神農之言者”，而許子並耕之說正與神農之言相合，可見《神農》一書應為許子一派所著。《論衡·商蟲》引“《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糞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 ”可見《神農》主要為一部農業技術典籍，當中亦宣揚並耕之說，即神農之言。
《神農》已佚，清代藏書家馬國翰先生有輯本《神農書》，但其內容博雜不純。 《神農》雖佚，但神農之言都散見於諸子典籍中，這都是研究許行的許子學派學說的主要線索。 但自戰國中後期起，方術亦托神農，將神農神化。 《莊子》《文子》《淮南子》亦以道家的角度來解釋神農之言，《淮南子修務訓》稱：“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可見依托神農者遠不止許子學派，許子、方士（陰陽家）、道家所稱神農都有不同之意。
《呂氏春秋愛類》引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愛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織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 此言應採於《神農》，此所言民利即天下之大利與墨子同，墨子亦屢道男耕女織特別重視生產。 因當量衣食是最基本的生存條件，缺一不可。 墨子道：“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
墨子視此三項為百姓巨患。 《墨子七患》又曰：“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食者，國之寶也。因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又曰：“為者疾，食者寡，則歲無兇，為者緩，食者從，則歲無豐。”墨子也比喻一個人有十個兒子，只有一人耕作而九人閒著，此人就不得不著急。 墨子此意正是抨擊貴族奢移的寄生生活，同時勸人強力從事，神農之教亦為此意，其目的是為了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 許子亦說：“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許子此意與墨子同。
《文子》《淮南子》亦載神農之教：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 '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 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 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 有馀不足，各歸其身。 衣食饒裕，奸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 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
《文子》《淮南子》對神農之教的解釋就有道家化的傾向，雖“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墨子主張的實用主義，但“有馀不足，各歸其身”則是道家化的思想，道家本不輕易受人一草一木，亦不輕易給人一草一木，此即楊朱所謂“撥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之意，已非許子本意。
《淮南子主術訓》載：“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谷，祀於明堂。明堂之製，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愨，不紛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雖明堂之製同於墨家，但此文已是有陰陽家傾向的道家語，亦非許子本意。
《呂氏春秋誠廉篇》載：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折福也。 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 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痺自高也。 ”此句文風簡樸，應是許子一派對神農論述之文。“時祀盡敬而不折福也”,神農祭祀恭敬而不為自己祈福，亦為墨家祀祭之態度。《墨子魯問》載墨子聽說魯祝以一頭小豬祭祀求鬼神降百福，墨子說這樣不可，給予別人很簿卻要求別人回報豐厚，一頭小豬就想鬼神降百福，那鬼神就恐怕他拿牛著祭祀了，古代聖王事奉鬼神也只不過祭祀而已，並非要求鬼神能賞賜。同篇又載墨子推薦弟子曹公子到宋國仕官，三年後回見墨子說：“當初我在先生這裡求學時，穿著布的短衣，吃的是野菜的飯，尚且早晨吃了一到了晚上就沒有了。
所以不能去祭把鬼神，現在因為先生的教誨，家境比從前寬裕了，因為家境好了，所以小心去祭祀鬼神，然而人多死亡，六畜不興旺，自己也病了，不知道先王的道術有何用？ ”墨子說：“不對！ 鬼神所希望於人的很多，他希望人的官爵高了就讓給賢人，錢財多了就分給窮人，鬼神豈是貪圖那些祭品呢？ 現在你處於高爵厚祿，而不以讓賢人，這是一不祥，多財而不以分給窮人，這是二不祥；如今你事奉鬼神，只不過是祭祀而已，而你卻說：'病從何來呢？ '這好比有一百個門才關一個門，說：'強盜是從哪裡進來呢？ '像這樣，去向有靈的鬼求福，怎麼可以呢？ ”後世道教勸善書亦承墨子此意。 “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此為墨子所倡導順民之意，則兼愛天下人之精神。
“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痺自高也”，此為墨主所主張誠廉之態度，正如墨子止楚攻宋後返途中路過宋地時遇天雨，避雨時被士卒驅趕，而墨子卻沒對士卒說救宋之事，當時沒有人知道墨子救了宋國，墨子一直保持低調從不張揚，這與孔子的“肉割不正不食，席放不正不坐”和孟子所謂“有其道則可受於人”的作風完全不同，此亦為墨家最能打動世人之精神。
《淮南子修務訓》載：“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此正是墨家崇尚的捨身為天下之精神，正如《墨子經上》雲：任，士捐己而益所為也。 《經說上》雲：“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 神農嘗百草正是為身之所惡而成天下人之所急，神農實為一位“大禹式”的能捨己為天下的理想聖王。
《商君書畫策》載：“神農之世，民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墨子說“僻淫邪行之民（品德不好的庶民）”因“入則無食，出則無衣”而成為強資，“寒者不得衣，飢者不得食”是盜賊產生的根源，當天下人富足，天下沒有盜賊，有刑罰也無人受刑。 而“甲兵不起而王”則有墨家寢兵之意，此即許子的理想世界。 而此句思想與法家相去甚遠，法家重耕戰，國家越富足越要對外擴張。
《商君書算地》《商君書開塞》載：“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尸子卷下》亦云：“神農並耕而王，所以勸農也” 。 神農教天下人耕作又與民並耕，故為當時最賢能之人而成王，天下人都向神農學習，此正是墨子尚賢尚同之義，猶如《墨子尚同》雲： “選天下之賢可者，立為天子。”因在天下人中選最賢能之人為天子，此天子智慧亦必定高於他人，所以天下人都視天子為師，學習其賢能。
《尸子卷下》載：“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聯之比神農，猶旦與昏也。 ”此唐堯自言不比神農，亦許子一派依託之言，儒家孟子為許子論敵，孟子以堯為最理想之聖王，許子一派則託言唐堯自言不比神農，以神農之精神高於唐堯，此為許子一派反擊於孟子之言。
《尸子卷下》所載：“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正四時之製，萬物咸利，故謂之神。”此為方士所依託之神農，已將神農神化，與許子一派所言神農不類，陰陽方士亦託之神農。 《漢書藝文志》兵陽陰家有《神農兵法》一篇，已佚，此亦出於方士而託名神農。
《汜勝之書》引神農之教雲：“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此視食為一國之根本，亦最重要之資源，戰爭中一國糧食不足城池再堅固士卒再多亦不可能守住。 《墨子雜守》中亦引墨子言稱城池有五種不可守，其中“人眾食寡”亦不可守，《汜勝之書》所引神農之教此言亦與墨子守城技相合。
《墨子魯問》載魯國之南有一人叫吳慮，冬天製陶器夏天耕作而自比舜，墨子前去見往，對吳慮說：“翟曾經計算過了。翟亦想耕田給天下吃，最多也不過抵上一個農夫的耕作，分給天下人，每人還得不到一升粟，即使能夠得到一升粟，也不能使天下的飢者飽食，那是很明白的事了。翟亦曾想到織布給天下人穿，最多也不過抵上一個婦人的紡織，分給天下人，每人還得不到一尺布。”又說：“假定天下都不會耕田，而有一種人教人耕，和那種不教人而自己單獨耕田的人，誰的功多呢？”吳慮說：“教人耕者功多。”
但以墨子的作風，即使教人耕者有餘力亦要從事勞作，因墨子主張人與人之間應“有力相勞，有財相分，有道相教。”此亦正如荀子所說：“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許子一派亦因此意而著《神農》傳導農術教民耕作。 同篇又載墨子說：“翟以為不如誦習先王之道，而研究其學說，細察其文辭，上以遊說王公大人，次以遊說平民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我的言論，國家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我的言論，行為必得修正。”墨子所謂：“習先王之道”實為托古改制，墨子的先王之道與孔子所習先王之道本就相去甚遠，墨子反對儒家的“述而不作”而主張創新改革，許子亦承墨子此法托古改制，依托神農之言上說下載，且至許子之時代，兼併戰爭加劇，戰火不斷，人口減少，勞動力更不足，而貴族腐化生活不減，致使許子比墨子更為直接更為激進，直言要滕君與民並耕而食。
《劉子慎獨篇》論神農並耕之說稱：“是以雕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繢綦組，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欲禁人為盜，是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此都為墨家上功用而大節儉之意，《說苑》載墨子答禽子曰：“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慎獨篇》又稱“飢寒並至，而欲禁人為盜，是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此亦墨子所謂“入則無食，出則無衣”為盜賊產主的根源。 《劉子慎獨篇》此言亦可知神農學說（許子之道）亦重實用，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為最迫切解決的問題，只有使天下人富足又不會陷入腐化生活，盜賊才不會產生，天下才能太平。
此亦與墨子之道同，《荀子解蔽》飢墨子其道“敝於用而不知文。”《劉子言苑篇》評農家言：“無尊卑之別，失君臣之序也。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亦稱墨家：“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荀子《非十二子》亦飢墨子“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許子與墨子之道在都被視為亂其上下上序尊卑之分。
《孟子滕文君上》所記許子作風正如《莊子天下篇》論墨子、禽滑厘“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蹺為服,日夜不休, 以自苦為極。”許子之道，與當時貴族的宗法制度為敵，亂其上下之序，毀其尊卑之別，而被孟子所非。 但自神農之言出，后稷之名漸微，可見神農之言在當時影響彼大，使孟子一派亦大作篇幅去批判其言。 神農之言所維護的與墨學一樣為庶民階級，其理想使天下人平等富足亦與墨學同，而許子更激進要將墨家內部的生活方式推廣至全天下，無論許犯、許行是否為一人，神農之言源淵於墨學，為墨學之流變則無疑。
附：《漢書藝文志》農家次列《野老》十七篇，自註“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王應麟曰《真隱傳》言“六國時人。遊秦楚間，年老隱居，掌勸為務。著書言農家事，因以為號。”此有齊楚間與秦楚間之別。 許子自楚至滕，滕國亦為齊楚間方圓五十里之一小國，《野老》可能為許子一派後學所著，而其學派可能常活動於齊楚間。 《野老》已佚，亦不見於他書所稱引，其書內容無從所知，而清代藏書家馬國翰先生以《呂氏春秋》中《上農》《任地》《辯土》《審時》輯為《野老》佚文。 而陳仲子亦主不持人而食，身織屨，妻闢纑，其術近於許子之道，但其避世態度與許子不同，陳仲齊人，避世居於於陵，又拒絕楚國聘其為相，陳仲子亦活動於齊楚間，其年事稍晚於許子，陳仲子出於貴族但又不恃人而食之作風，亦可能與許子一派有關，今附於此。
http://www.xinmojia.com/view.php?tid=14&cid=16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