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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為什麼不提宋鈃尹文

作者：趙蔚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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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的稷下先生，最早提名介紹的是司馬遷。 司馬遷在《史記》中介紹的稷下先生，除了孟子、荀子，只有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騶奭等七人。

 據《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記載：名家類有“《尹文子》一卷”，班固注云：“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小說家類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注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顏師古往《漢書》，在《尹文子》一條下面介紹說“劉向雲，與宋鈃俱遊稷下。”劉向、班固是漢朝人，他們去古未遠，認為宋鈃、尹文也是稷下先生，而且見到兩人的著作。 可是，司馬遷在《史記》的兩處介紹中，都不提宋鈃、尹文。 這是為什麼？是《史記》在傳抄過程中脫漏了嗎？ 不是。 因為宋鈃、尹文是兩人，《史記》介紹稷下先生的是兩處，不可能兩人同時脫漏，更不可能兩處的脫漏完全一樣。

 是司馬遷對宋鈃、尹文無知嗎？ 也不是。 司馬遷給孟子、莊子、荀子作過傳，介紹過他們的著作，對這些著作他都閱讀過。 《孟子•告子》下記載了“宋牼（即宋鈃）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對宋鈃的主張，孟子還提出了批評。 在《荀子》中，批判宋鈃的言論更多，見於《非十二子》、《天論》、《正論》、《解蔽》、《正名》各篇。 特別是《莊子•天下》篇，對戰國時代各派的思想主張，分別作了介紹，提出了批判，宋鈃、尹文，就是其中被介紹被批判的一派。 對這些，司馬遷不會不知道。 他不會由於無知而把宋鈃、尹文遺漏了。

是宋鈃、尹文在思想界的地位不重要嗎也不是《莊子•天下》篇是一篇具有哲學史性質的論文。 它把戰國時代的學術思想分為七派：一是“鄒魯之士，捂紳先生”；二是墨翟、禽滑厘；三是宋鈃、尹文；四是彭蒙、田駢、慎到；五是關尹、老耽；六是莊周；七是惠施、桓團、公孫龍等。 七派當中，宋、尹名列第三，說明了他們在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特別是宋鈃，孟子稱他“先生”，莊子稱他“宋榮子”，荀子稱他“子宋子”，這些尊敬的稱呼，不僅在於對方年長，更重要的是他在學術界有相當高的威望。

既不是《史記》在傳抄過程中的脫漏，又不是司馬遷對宋鈃、尹文的無知，也不是宋、尹兩人在當時思想界的地位不重要，那麼，司馬遷在《史記》裡兩處提名介紹稷下先生，為什麼不提宋鈃、尹文？ 這是一個值得鈃究的問題。

宋尹學派是墨家的一個支流

宋銘、尹文的思想屬於哪個學派，當前學術界的意見還不一致。 按照郭沫若的說法，它屬於黃老學派，即道家，主要根據是從《管子》中發現的“末、尹遺著”，包括《心術》、《內業》、《白心》、《樞言》等篇。 按照馮友蘭的說法，它是墨家的一個支流，主要根據是《莊子•天下》篇和《荀子》中有關宋鈃、尹文的資料。 依郭氏的說法，必須首先肯定宋、尹屬於黃老學派，然後《管子》中的“宋、尹遺著”才可引以為據，而現存的材料很難確定宋、尹思想屬於黃老學派。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這裡介紹的黃老學派成員，沒有宋鈃、尹文。 《漢書•藝文志》小說家《宋子》一條，班固注曰：“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現存的《荀子》轉述宋鈃之言，有“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

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鬥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鬥矣。”還有“人之情慾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這些話很難說是“黃老之意”。 據馮氏說，這裡提到的“情慾寡”的“欲”，用作動詞，有自願的意思，言人之情自願其寡，不欲其多。 “欲寡”們“寡欲”不同。 從《莊子•天下》篇看，宋尹的“欲寡”，目的是為了救世；從《管子》中的“宋尹遺著”看，它的“寡欲”，目的在保存“精氣” ，求得長生。 荀子在他的著作中，不但沒育轉述宋子的“黃老意”，相反，在《非十二子》裡，他倒把宋鈃和墨翟劃為一類，進行了批判。

從現存的有關宋、尹的資料分析，我同愈馮氏的說法，應該把宋、尹一學派看作墨家的一個支流。 按照《莊子•天下》篇的介紹，宋、尹主張“見侮不辱，權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願人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這些主張，符合墨家“兼愛”“非攻”的思想。 為了實現自己的主張，他們“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捨”；在生活上，“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這種捨身救世、忘我犧牲的精神，和墨家是一致的。 為了使自己的主張便於推行，他們提出了“以情慾寡淺為內”，“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為墨家的“兼愛”、'“非攻”主張，提出了心理學上的理論根據並強調“接萬物以別宥為首”，要人們擺脫那些來源於歷史和現實的偏見。 由此可見，他們把墨家的學說更深化一步。

《陶淵明集》中，附有兩卷《聖賢群輔錄》。 《聖賢群輔錄》的未尾，有關於“三墨”的記載“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伎於眾此宋鈃、尹文之墨；裘褐為衣，肢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者，〔此〕相裡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背譎不同，相為別墨以堅白，此苦獲、巳齒、鄧陵子之墨。”孫治讓對此提出了駁斥“此別據《莊子•天下》篇為'三墨'，與韓非書殊異。考《莊子》本以宋鈃、尹義別為一家，不云亦為墨氏之學。以所舉二人學術，大略考之，其崇儉非鬥，雖與墨氏相近，而師承實迥異。乃強以充'三墨'之數，而韓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反置不取，不知是何據也，宋鈃書，《漢書•藝文志》在小說家，雲'黃老意'。

尹文書在名家，今具存，其《大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又云：'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則二人不治墨氏之術，有明證矣。《群輔錄》本依托，不出淵明，而此條尤疏謬。今不據，補錄。”（見《墨子間話•墨子後語•墨學傳授考》）《聖賢群輔錄》是否依托，這裡暫不考證。 北齊陽休之所編之《陶淵明集》，已經附有《聖賢群輔錄》，這說明在陽氏之前已經有宋、尹為墨家之說。 孫氏的駁論，對《天下篇》介紹有關宋、尹的思想主張，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也認為宋、尹的“崇儉非鬥”，“與墨氏相近”；提出異議的是兩人側“師承”，根據是《漢書•藝文志》對兩人的介紹和《尹文子》中的有關言論。 班固說“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事實土，荀卿並未傳上宋鈃的“黃老”之言，而是把他和墨子歸為一類批判。

這一層已見上文，不煩重述。 至於尹文子列為名家，這應該是轉化的結果。 《天下》篇介紹墨家中的“別墨”，就有“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由墨家之徒轉為名辯之徒的；那麼尹文子後來由墨家轉向名家也並不奇怪。 在轉化之後，他仍然是墨家之徒。 現存的《尹文子》，經唐錢的《尹文及<尹文子>》論證是偽書，其中引文不足為據。 如果堅持上面的引文，《尹文子》不但否定了墨家，連名家也否定了。 還有宋鈃的著作《宋子》列入小說家，蔣伯潛在他的《諸子通考》裡提出了一個假說：“其書入小說家者，殆如《天下篇》所云'上說下教，強聒不捨'，故為淺近寓譬之言，使聽者易曉歟？”這個假說很有道理。 看看《韓非子》中的《說林》、《內儲說》、《外儲說》各篇內容，這種情況不難理解。 孫氏的駁論，仍然是因襲舊說，沒有提出新的論據。 從《聖賢群輔錄》的記載來看，把宋、尹學派看作墨家的一個支流，這並不是今人的新發現，而是古已有之。  

司馬遷不提宋尹的主客觀原因

弄清了宋鈃、尹文屬於墨家，便為解決前面提出的問題找到了一把開門的鑰匙。司馬遷的思想，基本上是儒家思想。 他年輕的時侯，跟董仲舒學過《春秋》，跟孔安國學過《尚書》。 董和孔都是漢代的大儒，司馬遷很早就從他們那裡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 他的《史記》就是繼《春秋》而撰寫的，是非褒貶，完全以“六藝”為準，特別以《春秋》為準。 對先秦的諸子百家，他特別尊崇儒家。 他把為孔子寫的傳記列為“世家”，要讓孔子的思想學說象世襲的侯王一樣世世代代流傳下去。 他給予了孔子極高的評價：“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對孔門弟子及再傳弟子，他寫了《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 從這些可以看出他對儒家尊崇的程度。

儒家以外的各家，除了縱橫家灼蘇秦、張儀，法家的商鞅，雜家的呂不韋，由於政治活動影響的關係，司馬遷為他們分別立傳之外，純學木的人物傳記有兩篇一篇是《老子韓非列傳》，它介紹了道家的老子、莊子，法家的申不害、韓非另一篇是《孟子荀卿列傳》，它介紹的，除了儒家的孟子、荀子、籲子（籲子）以外，還有黃老學派的慎到、田駢、接子、環淵、長盧，陰陽家的騶衍、騶奭，名辯家的公孫龍、劇子，法家力李悝，雜家的尸子，墨家的墨翟。 在司馬遷的筆下，這些學派的位置是道家居先，法家次之，陰陽家又次之，名辯家又次之，墨家最後。

《韓非子•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孟子•滕文公》下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態，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從上述引文看，在孟子時代，似乎作為道家先驅的楊朱之學一度成為“顯學”，但到韓非時代，楊朱之導就為黃老之學代替而消沉了，剩一下的顯學就只有儒、墨。 在思想領域和儒家幾乎平分天下的墨家，受到了孟子的批判，受到了荀子的批判，《莊子•天下》篇對它的介紹批判竟佔了那麼大的篇幅，它在學術界的地位不算不高影響不算不大。

對這位影響巨大的墨家首領墨翟，司馬遷應該專門為他立傳，至少在《孟荀列傳》中要作為重點人物介紹。 但是可憐得很，在《孟荀列傳》的末尾，只用了二十四個字來介紹他“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日並孔子時，或日在其後。”這裡不介紹墨子的生平經歷，不介紹墨子的思想主張，不介紹墨家的流派師承。 這裡的墨子，不像一個思想家，更不像一個顯學學派的開創人，只不過是一個“善守禦，為節用”的宋國大夫而已。 墨家的創始人，在司馬遷的筆下，尚且如此草率，作為墨家支流的宋鈃、尹文隻字不提，不是很自然嗎？

司馬輕視墨家，自身儒家思想作祟外，還有客觀現實原因

《史記》的撰寫，開始於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完成於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正當漢武帝的時代。 這位與秦始皇並稱的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為了鞏固漢帝國的統治，擴大漢帝國的版圖，振耀漢帝國的聲威，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思想上，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這些措施，和墨家的思想主張是格格不入的。

在政治上，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 在他倡導下的董仲舒的今文經學，強調天是萬物的主宰，“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石，妻受命於夫”（《春秋繁露•順命》）按三綱的理論建立起來的中央專制集權的封建等級社會，上有無限權威，下必須絕對服從，這是天經地義，誰都不能反抗。 可是墨家的理論主張卻與此相反。 《荀子》批評墨翟、宋鈃，說他“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非十二子》不知道建立天子的絕對權威，不承認君巨之間的地位懸隔，不允許上下之間的待遇“辨異”，一味強調“功用”，強調“儉約”，輕視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的“差等” ，這實際上是否定三綱，否定君權神聖，否定等級社會和中央集權。 這樣的理論，當然在統治者排斥之列。

在軍事上，漢武帝好大喜功，經常對外對內用兵。 他伐匈奴，徵大宛，平南越、閩越、東甌，平西南夷，擊朝鮮。 這些戰爭，如果按照墨子“非攻”的主張，按照宋鈃“禁攻寢兵”的學說，統統都該停止。 這樣的學說主張，當然也在統洽者排斥之列。

在經濟上，漢武帝很重視理財。 長期的對內對外用兵，損耗了大量軍費。 興修水利，擴大上林苑，修建柏梁台、建章宮，遊幸郡國，封泰山，祠后土，求神仙，修茂陵，這些措施除了有利於人民的興作以外，主要是滿足他個人的私慾。 汲黯就曾當面批評他“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白於公私需要而進行的這些活動，增加了人民的負擔。 他為了取得大量財物補償消耗，既對農民進行了殘酷剝削，又實行鹽鐵官營，從豪強大賈中奪回了專利權；甚至實行賣官背爵，增加收入。 這些作法，和墨子主張的“節用”、“節葬”、“非樂”，宋鈃主張的“上功用，大儉約”，“以情慾寡淺為內”，同樣是抵觸的。 他們的這些主張當然也要受到統治者的排斥。

在文化思想上，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他為了統一思想，鞏固統治，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但對儒家以外的各家，罷黜到什麼程度，情況並不相同。 馮友蘭說“儒家之六藝，本非一人之家學，其中有多種思想之萌芽，易為人所引伸附會。此富有彈力性之六藝，對於不同之思想，有兼容並包之可能。儒家獨尊後，與儒家本來不同之學說，仍可在六藝之大帽子下，改頭換面，保持其存在。”（《中國哲學史》第一篇第十六章）馮氏這段活很精當。

先秦諸子，雖說有九流十家，實際上影響'的只有儒、道、墨、法、名、陰陽六家。 儒家主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故主張順應自然、清靜無為、消極遁世的道家思想能夠在“六藝之大帽子下”存在。儒家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但並不放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在“禮樂興”的基礎上，還要求“刑罰中”，因此，崇尚“法、術、勢”，以“刑、德”二柄治天下的法家思想，能夠在“六藝之大帽子下”存在。儒家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為政以“正名”為先；一部《春秋》就是根據維護奴隸主等級名分的政治標準修訂的。因此名家思想除了陷入詭辯“無益於天下”的那一部分，他的循名責實的精神，仍然可以在“六藝之大帽子下”存在。陰陽家的思想來源於儒家的思孟學派，它的“五德轉移，治各有宜”的學說，自秦以來就為統治者所信奉；董仲舒的今文經學導源於孟子，對陰陽五行之說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它已成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內容，不只是藉“六藝之大帽子”存身了。

只有墨家，除了“節用”這一點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和儒家思想並存外，它的不分親疏尊卑的“兼愛”，著重從功利觀點出發的“非攻”，不考慮封建等級制度需要的“非樂”、“非葬” ，“上功利，大儉約而慢差等”，有礙於君權神授說的“非命”等等，都難以在“六藝之大帽子下”存在。這就是司馬遷在儒家之外不同程度地重視道家、法家、陰陽家、名家而輕視墨家的原因，也就是司馬遷在《史記》裡介紹稷下先生不提宋鈃、尹文的原因。

西漢初年是黃老思想盛行的時代。 黃老思想佔領思想界的局面，直到漢武帝獨尊儒術才宣告結束。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就是一個崇信黃老思想的人。 如果宋鈃、尹文的恩想真屬於黃老學派，司馬遷絕不會漏掉他們。 司馬遷介紹了黃老學派的慎到、田駢、接子、環淵，而獨獨不提宋鈃、尹文，就因為他們不是黃老學派而是墨家溝一個支流。 這是根據現有材料證明之後得出的結論。

（本文作者係幽博師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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