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君子譚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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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將兩千年來幾乎絕蹟的墨學，提升到與儒教、基督教、佛教同等的高度。 譚嗣同接受墨子的人格力量影響在前，系統學習墨子的理論在後，譚本人以其生命踐行了“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理想。
譚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復生，號壯飛，又號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廖天一閣主等。 漢族，湖南瀏陽人，清末巡撫譚繼洵之子，出生於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母親徐五緣。 善文章，好任俠，長於劍術。 著名維新派人物。 北京半截胡同41號是他在朝為官時的故居,也是在這裡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 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 六人並稱“戊戌六君子”。 代表著作《仁學》，後人將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甘肅道台、湖北巡撫等職。 生母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樸，督促譚嗣同刻苦學習。 10歲時，嗣同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 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 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 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 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與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
1877年，在瀏陽，他又師塗啟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 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1884年，他離家出走，遊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 勞動人民反封建鬥爭精神的濡染，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的思想富於鬥爭性。 1888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妥協退讓，中國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 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著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 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 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 他認為物質性的“以太”是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世界萬物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而變化的根源在於事物的“好惡攻取”、“異同生剋”。 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現規定為“仁”，而“仁”的內容是“通”，“通之象為平等”，“仁――通――平等”是萬物的發展法則，是不可抗拒的規律。 他在這部著作中，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 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賊用作統治的工具，特別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復人理”。 因此，對於那些昏暴的專制君主，不僅可以不為其盡忠死節，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
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舉辦新政。 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 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 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 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
1898年3月，他又與唐才常等人創建了維新團體南學會。 南學會以聯合南方各省維新力量，講求愛國之理和救亡之法為宗旨，“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 為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他還創辦了《湘報》，作為南學會的機關報，由他任主筆。 由於對湖南新政的盡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聞名。 光緒《明定國是詔》後不久，就有人向光緒帝推薦譚嗣同，光緒帝同意召見。 8月21日，他抵北京。 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他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參預新政。 次日，光緒又召見他，表示自己是願意變法的，只是太后和守舊大臣阻撓而無可奈何，並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 他參政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已是劍拔弩張。
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謀，要在10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 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 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 袁世凱於20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 21日，西太后發動政變。 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 他聽到政變消息後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 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 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 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並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繫，表示可以為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並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請自嗣同始。”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在獄中，意態從容，鎮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9月28日，他與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 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 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錶現了一位愛國志士捨身報國的英雄氣概。
1899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 墓前華表上對聯寫道：“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
從年輕時代始，譚嗣同便崇尚重“行”的墨家，他在《仁學·自序》中寫道：“吾自少至壯……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為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在《與唐紱丞書》中又說：“自惟年來挾一摩頂放踵之志，抱持公理平等諸說，長號索偶，百計以求伸，至為墨翟、禽滑厘之徒之強聒不捨。”
將墨子兼愛思想與俠義思想踐行到底的，首推譚嗣同。 譚嗣同在《仁學·自序》中寫道：“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體；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在秦有《呂覽》，在漢有《淮南》，各識其偏端。仁而學，學而仁，今之士其勿為高遠哉！即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云汰矣。”譚嗣同將兩千年來幾乎絕蹟的墨學，提升到與儒教、基督教、佛教同等的高度。 譚嗣同接受墨子的人格力量影響在前，系統學習墨子的理論在後，譚本人以其生命踐行了“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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