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視野下解讀《墨子》
曾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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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離不開信息傳播。 在 中國 歷史 上，春秋戰國時代是傳播思想十分繁榮的時代。 諸子百家遊說諸侯 , 聚眾講學 , 著書立說 , 就是當時突出的傳播現象。 在保存至今的儒、法、墨、道、縱橫及其它諸子的著作中 , 有不少關於傳播現象的論述。 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影響並在戰國初、中期與儒學勢均力敵、被稱為“顯學”的墨家學派，其學說主要保存在《墨子》一書中，該書反映了墨子本人及後學的觀點。 《墨子》在論述其哲學倫理思想的同時涉及了傳播的諸多方面，雖然它們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也沒有形成獨立的傳播理論體系，但其中蘊含的傳播思想卻不容忽視，對其進行梳理研究有利於我們吸取先哲的智慧。
一、墨子的傳播功能觀
傳播功能是指傳播活動所具有的能力及其對人和社會所起的作用或效能，與傳播者和傳播對象相關。 傳播者需要傳播產生怎麼樣的影響，發揮什麼作用，是傳播者所關注的問題。 墨家是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 兼愛下》） 作為“仁人”奮鬥目標的“功利派”。 墨子十分重視對國君、百姓的教化，他為了宣傳與貫徹自己的學說，不僅周遊列國，還講學授徒。 從墨子的相關論述來看，信息傳播對於 國家 和社會發展，有兩大具體功能：
（一）教化社會，以求太平
墨子生活的時期，各諸侯國之間不斷發動攻伐兼併戰爭，列國割據，征戰不休。 這使人民受到了極大的痛苦，而且造成了社會的動亂。 而為了消除人民的疾苦，使社會安定，只有通過“兼相愛，交相利”。 “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兼愛中》）。 墨子認為天下的仁人誌士，如果誠心希望全社會都富庶，而不願看到它貧窮；如果真正渴望天下太平，而不願看到混亂局面出現，那麼，他就應該努力地去傳播“兼相愛”、“交相利”的倫理觀念。[1] 墨子希望世上的君子去宣傳“兼愛”，倡導這種人人相愛的良好社會風氣，使這種觀念性的東西深入人心，使社會行為沿著正常的軌道展開。
（二）服務政治，以利統治
墨子認為傳播活動要為國家政治服務。 他說：“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實將欲其國家邑裡萬民刑政者也”（《墨子·非命下》）。 他認為現在的那些士人君子無論著書立說都不能是為了磨利筆鋒、煉就口才，而是要真心實意地為自己的國家、鄉里、百姓的刑法政務來宣傳。
國家的統治者，通過信息的傳播了解民間的情況就有利於製定正確的政策。 他說：“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墨子·尚同下》）。 施政者得到了下面的實情，對老百姓的情況很清楚，就能製訂相應的措施，國家“則治”，否則國家“則亂”。
二、墨子的傳播者及其修養觀
為了讓天下人都知道“兼愛”，實現人人相愛，就必須有相應的人來承擔才教化、說服的工作。 墨子把自己做成一個傳播者，並且認為自己的貢獻非常大。 墨子提出了傳經說教“賢於耕織”的思想。 他說：“ ??? 當一農之耕 ，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 ，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 ??? 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當一夫之戰，其不禦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 ，次匹夫徒步之士 。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墨子·魯問》）。
他認為，以自己個人的力量來從事生產活動，耕作的收穫不足於使天下飢餓的人吃飽，織布不足以溫暖天下受凍的人，即使自己親自出征作戰也不能抵禦和製止戰爭；但是如果自己誦習先王之大道，通曉聖人的學說，考察聖人的言辭，上說王公大人，下教平民百姓。 王公大人採納我的意見，國家必定治理好；平民百姓聽從我的教化，行為必定講究修養。 “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作為傳播者要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傳播者必須在自身修養中下足功夫。 因為在傳播活動中，傳者的個人修養、品德和政治態度，決定對傳播內容的選擇，制約著傳播的效果，成為傳播活動中重要的一環。 墨子非常注重傳播者的品格修養。 他對自身修養的要求是：
第一，以德為本。 墨子認為一個社會傳播者即使掌握再多的理論知識，仍然應當以高尚的品行為根本。 他說：“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暗，無務博聞”（《墨子·修身》）。 傳播者的所為與所言，正是本與末的關係，傳播者應當從自身的行為開始，“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 如果立本不牢，就別指望枝葉豐茂，一個人在社會之中，如果連身邊的人都不能與自己相親，那怎能做到以自己的德行去招徠遠方之人。
如果親屬也不歸附，那自己就不必談什麼對外廣結賓朋。 如果辦某一件事情尚且有始無終，那就不要奢望能從事多種事業。 如果連眼前的事物都沒有弄明白，那就不可能做到博聞廣見。 墨子提出了具體的的“君子之道”是“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墨子·修身》）。 這是墨子對“士”的理想人格，是經過長期的道德修養而達到的境界，也是對傳播者的基本要求。
第二，言行合一。 墨子把遊說諸侯、聚眾講學等人際傳播視為宣傳他思想的主要途徑，所以他自己艱苦卓絕地身體力行。 傳說他“席不暖”，“突不黔”，連孟子都欣賞墨子的實幹精神，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那麼在這種面對面的人際傳播中，傳播者自己的言行就格外顯得重要了。 因此，“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君子以身戴行者也”（《墨子·修身》）。 這就是說只會空談而忽視實踐的人，即使善辯，他的言論也不能令人信服，因為他自己只會空談，並不准備將所論付諸實際，人們又怎麼能相信他的理論是正確的呢？ 君子是要言行合一的。 傳播者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只有這樣，傳播者的話才能讓人信服。
總之，在墨家看來，一切傳播行為都應從自我開始。 傳播者除了要有淵博的知識，還要有高尚的品格，才能參與傳播，才能通過傳播去教育別人。
三、墨子的傳播藝術觀
傳播 者有了淵博的知識和高尚的人格，在說理、論辯中便顯得真理在手、正氣在胸，其 觀點 具有不容置疑的力量。 然而，只有鮮明的觀點與一腔正氣是不夠的，說理、論辯要講藝術，否則,樸素的真理也可能駁不倒胡攪蠻纏和謠言詭辯。 因此與此同時，他們還必須了解傳播規律，精研傳播藝術，採取適當的傳播方式與 方法 ，只有這樣，才能取得預期的傳播效果。
第一 ，有的放矢，切合時弊。 在傳播的過程中，掌握受眾的認知是十分重要的。 要結合傳播對象的具體情況來進行宣傳說服。 墨子提出遊說諸侯“必擇務而從事”的原則。 他說：“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墨子·魯問》）。 也就是說，在不同的國家，要根據其具體的不同情況來說理。 總之墨子的“擇務而從事”就是根據不同的傳播對象即受眾採取不同的傳播方法，進而勸服受眾來達到預期的傳播目的。
第二，求真務實，明白易懂。 墨於在談到言辯的技巧時，表現出務實色彩。 他說：“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異同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墨子·小取》）。 墨子認為論辯作為一種傳播方式，其目的是為了分清是非的區別，審察治亂的綱紀，明確事物的異同之處，考察名實的道理，權衡利害，解決疑惑，不能為了顯示自己口才而誇誇其談。 因此，“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墨子·修身》）。 為了讓受眾明白，對傳播者的要求是：言談不求多，但求說得富有智慧；語言不求華麗，但求說得明白。
第三，制定標準，權威可信。 墨子認為，傳者在傳播自己的觀點的時候，所立之言應該有一定的標推，遵循了這些標準，其言才具有可信性和權威性，受眾才會樂於接受。 所以，“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光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墨子·非命下》）。 墨子認為，凡是要發表言論，必須要先確立一個準則。 如果沒有準則，那就好比在飛轉的製陶的轉輪上安置測時器一樣，其結果是，雖有測時器，但它卻不穩定，所以還是無法靠它來測出準確的時間。
至於言談時具體的標準，墨子提出“言必有三表”。 “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 也就是說，判斷傳者言論正確與否(包括傳者的自我判斷和受眾對傳者言論的判斷)，要看它是否“有本”、“有原”、“有用”。 “有本”，就是要參照歷史記載中的古代聖王的的事蹟和經驗；“有原”，是廣大人民親自聽到和看到的事實；“有用”，是指把言論用作治理國家的刑法政令，要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因此，墨子說：“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墨子·貴義》）。 也就是說，傳播者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有利於國家統治和老百姓的生活。 否則就要放棄。 從傳播學上講，它為言論、信息確立了一個價值標準，有其實踐操作意義。
此外，墨子也非常重視傳播的效果，他把傳播的致效原則作為衡量傳播活動價值的尺度。 [2]他說：“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 舉行 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墨子·耕柱》）。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墨子·貴義》) 。 墨子認為傳播者的言論如果足以付諸行動或改變他人的行為，那麼就要經常講；但如果言論不能見付之實行或不能改變他人的行為，就不要講了。 言論不能付之行動還去講，就是無用的。 所以他認為傳播者的宣教要使受傳者“復行”“舉行”“遷行”，如果達不到自己的目標，就沒有必要再從事這種傳播活動了。 傳播不能致效就是徒費口舌，即“蕩口也”。
總之，墨子的傳播思想與他的哲學思想、與現實政治、與他的整個生涯緊密相連。 他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提倡“兼愛”，希望人與人之間，國家之間相親相愛，以達到太平盛世。 他要求傳播者有較高的道德要求。 他了解傳播的一般原則，在傳播的過程中根據不同的受眾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堅持求真務實，重視傳播的功能和產生的積極效果。 他的這些傳播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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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1]本文所引墨子的語言，均見羅炳良、胡喜雲《墨子解說》，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3
[2] 李敬一. 中國傳播史（先秦兩漢卷）[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P.124
[3] 何慶良. 先秦諸子對傳播功能的認識與應用[J]. 新聞與傳播研究.1995，（1）:P.10~16.
[作者簡介] 曾曉暉（1983- ），男，湖北荊門人，長江大學文學院專門史2008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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