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學的殷商文化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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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墨學的歷史文化淵源，古人有兩種說法：一是“墨用夏政”（《淮南子》）、一是墨學“蓋出於清廟之守”（《呂氏春秋》）。我覺得這兩種說法還不足以揭示墨學的歷史文化淵源，故作此文願與同道商榷之。
呂思勉先生《先秦學術概論》中說：“古有國學，有鄉學。國學初與明堂同物。……《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生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詩書禮樂，追原其溯，蓋與神教關係甚深。禮者，祀神之儀；樂，所以娛神；詩即其歌辭；書則教中典冊也。”從這裏可以看出先秦諸學與殷商文化的淵源，這裏主要討論墨學的殷商文化淵源。
墨子是宋國貴族的後代，而宋國又是殷人的封地，在相當程度上保持著殷商文化傳統的。下面通過對殷人對待死者的方式的考察，來從一個側面瞭解殷人的心理文化構成，進而揭示墨學的殷商文化淵源。
殷人是一個崇材尚力注重行動而耽於沉思的民族，儘管創造了極其輝煌的青銅文化，卻沒有建立完整的政治哲學體系。周成王訓斥殷人的“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就是一個例證。“罔念”乃至“作狂”則是殷人特有的酒神型文化的重要外在特徵。這種特質通過殷人對待死者的方式就可以看出。
文化人類學認為，個人間的感情和“死亡”這一事實的存在，恐怕就是宗教的起源。生者對死者的情感是極其複雜甚至是矛盾的：一面是對死者的愛，一面是對屍體的反感；一面是對於依然憑式在屍體的人格所有的慕戀，一面是對於物化了的臭皮囊所有的恐懼……
佛洛德《圖騰與禁忌》中認為：對死者的敬愛與敵意，“這種情感的衝動之間的衝突，因為其中之一的敵意是全部或大部分存在於潛意識層次，所以這種衝突無法消除。於是他開始尋找一種減輕心理壓力的方法。”也就是說，他以將死者轉變為邪惡敵人的投射方式來壓抑了潛在的敵意，同時又以種種儀式來表現出他對魔鬼懲罰的懼怕。隨著哀悼期的推延，這種心理衝突就會逐漸趨於緩和。
但是，這種方法雖然可以減輕內在的壓力，卻又增加了外在的壓迫感，因而產生了新的焦慮。於是又不得不借助於狂歡或某麻醉劑來達到一種迷狂的體驗，從而消除這種壓迫感和焦慮感。史稱殷人好戰、好貨、好群飲甚至在每個君主死後都要遷都，這不是沒有緣故的。殷人並非不善於“念”，而是如果沉溺於內心的思索，那種極度的心理緊張將讓人難以忍受。所以他們寧可“狂”。寧可去行動，去征戰，去通宵狂飲。
殷人這種對於死者的矛盾方式，同樣也表現在墨子在“薄葬”與“右鬼”的矛盾上，連東漢王充在《論衡*薄葬》中也批評了墨子“術用乖錯，首尾相違”。另外在“非樂”、“尚賢”上，也都有殷商文化的因數。由此可見，構成墨學體系的諸元素有其複雜的歷史淵源和文化背景，它保留著遠古時代民主制度的遺風，特別是帶有相當成分的殷商文化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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