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草根文化之哲學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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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化的過渡時期，也是中國古代史上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極具草根文化的墨家就是當時的顯學之一，它曾與儒家相抗衡，代表了平民百姓的利益，集中反映了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以哲學的視角全面研究墨家草根文化的內涵及其現實性，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墨家政治哲學中蘊含的草根文化及其現代意義。
尚賢尚同是墨子的社會政治理論和政治革新的核心內容和重要部分。在中國歷史上，墨子第一個明確主張打破宗法制，提出“平等競爭，任人唯賢”的選拔任用原則。他說：“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因此，他提出了著明的政治主張，即“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正如馬克思所說：“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
墨家尚賢使能的用人原則是與它的平民民主政治理想密切相關的。在組織建設中墨家主張“尚同”，即求得全社會的思想共識和輿論一致的舉措，即所謂“上之所是，必亦是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其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他認為只有賢良之士才能實現“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同時認為應該在集中的指導下發揚一定程度的民主。
尚賢尚同在民主政治建設、實現社會和諧方面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胡錦濤總書記在6.25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的“人”，指的是包括社會各階層在內的最廣大人民群眾。
二、墨家道德哲學中的蘊含的草根文化及其現代意義。
兼相愛，交相利是墨子政治學說的宗旨，也是他的社會倫理學的中心內容。他認為，要主張“愛人”，就不應有親疏、厚薄之別，而應是兼愛。他在《大取》中寫道：“厚不外己，愛無厚薄”，主張“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對此並作了進一步論證：“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就是說，無差等的愛己，也就是愛人，從而也就做到了兼愛。
墨子提出“兼愛”是為了利人，兼相愛與交相利是緊密結合著的。所以說，墨子的兼愛又是著眼於實際利益的，具有利他主義傾向，不是像儒家那樣止于空泛的道德說教。為了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必須改變傳統文化中重義輕利、以義代利的價值取向，樹立義利並重的新價值觀。
三、墨家社會哲學中的草根文化及其現代意義。
墨子提出非攻非樂，反映了他和平發展、廉潔為民的思想。他提出“非攻”來反對和制止這種掠奪性的戰爭，並反復宣揚侵略他國得不償失，而所謂“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他認為，發動侵略他國，就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同時還要指出，墨子主張“非攻”是反對非正義之戰，認為正義之戰是他宣導的“兼愛”原則的表現之一。
墨子提出“非樂”，並非是反對音樂本身，而是反對為滿足貴族統治者的淫樂享受所從事的音樂活動。對此，既要看到墨子愛惜民力、體察民情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對音樂的藝術價值認識的局限性。非攻非樂對於我們實行維護和平、反對強權政治、構建和諧世界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墨子提出的“節用”和“節葬”是他宣導兼愛利民的一個基本內容。他說，古聖王的生活方式和“飲食之法”是：“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衣服之法”為：“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稀綌之衣，輕且清，則止”。“節葬之法”：“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因此說，墨子提出“節葬”，是以變革社會習俗和腐敗風尚為要旨的，這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和革新精神。時至今日，墨子的這些主張，對於我們進行反腐倡廉、淨化社會風尚、勤儉建國及建設節約型社會都具有直接的借鑒意義。
中華文明“軸心時代”的諸子百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淵源，而作為中國文化一翼的墨家思想具有鮮活的平民性格，是把兼愛為民思想作為其核心和精髓的一種草根文化。以哲學的眼光全面審視墨家思想，挖掘其平民性格的現代價值，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都將產生積極影響，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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