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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筆下古代聖王,

和古代暴王的形象是怎樣的

陸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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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歷史知識豐富,他創立墨家學說,或引古代聖王之事,或用古代暴王之事,從正反兩面論證或說明自己觀點但是,墨子所言古代君王事蹟,有的符合歷史事實,有的屬改編,有的則為虛擬。在墨子筆下,堯、舜、禹、湯、文、武儼然成了墨家理想統治者的化身,桀、紂、厲、幽等便成了墨家心目中的“罪人”現據《墨子》的有關記載,分別敍述之。

《所染》篇,墨子以染絲為喻,列舉舜擇許由、伯陽,禹擇皋陶、伯益,湯選伊尹、仲虺,武王選太公、周公,受到積極的影響和薰陶,終至“王天下,立天子,功名蔽天地”,論述選擇親信、大臣的好與壞,直接關係到事業成敗、國家興亡。此處,舜、禹、湯、武王被描繪成慧眼識珠、知人善任的明君。

《法儀》篇,墨子闡釋天子、諸侯必須以“天”為法治理天下、國家的主張,把禹、湯、文、武扮妝成“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者。《尚賢》上、中、下三篇,墨子舉出堯拔舉舜、禹拔舉益、湯拔舉伊尹、文王拔舉閎夭和泰顛、武丁拔舉傅說,引用《湯誓》“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說明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在於尚賢使能,從而證明其“尚賢”主張。這裏,三代聖王被想像成“尚賢”典範。

《尚同》上、中、下篇,墨子援引古籍,予以解說,力證“尚同(”即下級的意見應當統一於上級,並最終統一於“天”)。例如,墨子曰“: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辟王,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絡,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尚同中》“)《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尚同下。在此,周武王、周成王被視為以“尚同”政策治理天下者。

《兼愛》中、下篇,墨子徵引大禹治水、文王治西土(指岐周)、武王將祀泰山的陳詞等事蹟,徵引《禹誓》、《湯說》、《周詩》、《泰誓》等古籍中禹、湯、文、武等言論,加以解釋,說明“兼愛”主張取法于禹、湯、文、武等聖王的政治實踐《魯問》篇,墨子則直言禹、湯、文、武“說忠行義,取天下”,憑“兼愛”成就事業。這樣,古代聖王又成了“兼愛”的始作俑者《非攻下》篇,為攻戰辯飾的人舉“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證明攻伐是聖王所為。墨子認為禹、湯、武王征討苗氏、桀、紂是正義的戰爭,是“誅”。

《節用》篇,墨子認為宮室、衣服、飲食、舟車只要適用就夠了,還舉出堯的飲食方式:“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飯於土塯,啜於土形,鬥以酌”,即飲食沒有兩種,肉食不會重複,用土塯吃飯,用土鉶喝湯,用木勺飲酒,來證明“節用”系古代聖王所為。如此,堯便成了墨子節用論中的節用者。

《節葬下》篇,墨子反對當時統治者耗費錢財以厚葬久喪,用堯、舜、禹等的薄葬作為依據。這裏,堯、舜、禹竟然成為節葬的首倡者。《天志》上、中、下三篇,墨子把堯、舜、禹、湯、文、武描畫成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以此論證天有意志,天欲人兼相愛、交相利。《非樂》篇,墨子引湯所作的《官刑》“:其恒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證湯這樣的古代聖王是非樂的。《非命》上、中、下三篇,墨子反對命定,用禹、湯、文、武為政天下時“,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非命下》)的強力有為;用武王作《太誓》駁斥紂的“有命”,闡述命定論的危害總之,在《墨子》書中,在墨子的想像中,堯、舜、禹、湯、文、武等古代聖王尚賢、尚同、兼愛、非功、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又尊從天志,都成了典型的墨家人物。

這與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堯、舜、禹、湯、文、武等顯然有較大距離。我們知道,堯、舜等是明君聖王,他們的業績為後人景仰,他們有可貴的品德和超凡的才能,但他們不可能這般地完美無缺,他們的品格和統治政策不可能同墨家的理想完全一致。桀、紂、曆、幽皆是亡國之君,據史料記錄,他們又都是殘暴的統治者。《墨子》一書因此對桀、紂、厲、幽指斥頗多,並把他們的殘暴歸結為與聖王之道背道而馳。《所染》篇,墨子用染絲作喻,說明擇選親信、大臣的好壞,影響到事業成敗、國家興亡。他列舉夏桀選幹辛和推哆、商紂選崇侯和惡來、周厲王擇厲公長父和榮夷終、周幽王擇傅公夷和蔡公穀,導致“國殘身死,為天下,驗證其觀點。此處,桀、紂、厲、幽被說成是不識忠奸的昏君。

《七患》篇,墨子又把桀、紂的敗亡歸結為貪圖富貴、安於享樂而不顧外患:“夫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尚賢中》篇,墨子為證“尚賢為政之本”,將桀、紂、幽、厲描繪成不法夭尚賢、違反天意的人,認為他們的亡國滅身正在於此:“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

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世。”《節葬下》篇,墨子堅決反對厚葬久喪,認為厚葬久喪系桀、紂、幽、厲所為,不合聖王之道,且有害無益:“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眾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幹上帝鬼神,又得禍焉。”這裏,桀、紂、幽、厲被看作厚葬久喪的典型。

《天志》中、下篇,墨子以為桀、紂、幽、厲背叛天意:“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斷定他們的敗亡原因是“得天之罰”:“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是也”(《天志中。此外,墨子還引《泰誓》,特別指出紂以“命”抗“天”的慘敗結局“:《太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這樣,桀、紂、幽、厲便成了反“天志”者。《非命上》篇,墨子引《仲虺之告》和《泰誓》,並予以解釋,證明紂都是命定論者:“于《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

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棄之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非命下》篇,墨子批判桀、紂、幽、厲堅持“有命”的同時,揭露他們腐朽的政治統治和生活方式:“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驅騁田獵畢戈,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在此,桀、紂、幽、厲成為醜惡、兇殘的象徵。

總之,在墨子心目中,三代暴王桀、紂、厲、幽是墨家理想人物的對立面。這可能與桀、紂、厲、幽的真實面目不符。誠然,桀、紂、厲、幽是亡國之君,但是,亡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從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恰是夏、商、周三代衰亡的犧牲品,而不是主要責任者。再說,桀紂、厲、幽統治時期的殘暴、野蠻為世人所共知,但是,他們的殘暴不一定就是墨子指出的那些。不過,不管怎麼說,墨子為我們勾畫了三代暴王的比較豐滿的形象,給我們認識和批判桀、紂、厲、幽,分析夏、商、周三代敗亡的諸多原因,提供了最初的感性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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