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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是怎樣批判儒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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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學儒而又棄儒,儒、墨不同自墨家創立時就是事實。儒、墨相非,伴隨戰國始終。《墨子非儒》是墨家批儒的代表作。孔子為首的儒家,思想繁富,體系龐大,墨家抓住儒學的核心仁義,緊扣儒、墨對立的方面,列舉儒家的仁義(禮義)觀、君子觀、命定論,通過舉例、引證等手法,從理論上系統地批駁之。

禮是宗法制度的產物,禮是對宗法制度的規定,但春秋時期已處於崩潰邊緣。儒家仁禮並重,實是以仁複禮,力求恢復禮的至上地位和權威,孔子的“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道明瞭這一點。墨家“尚賢”“、兼愛”“、節葬”,反對宗法等級,反對久喪厚葬,必然反對“禮”。《非儒》選擇儒家之禮主張的“親親有術,尊賢有等”,以喪禮、婚禮為例,指出喪禮把妻子、長子看作與父母一樣尊貴,把伯父、宗兄看作與庶子一樣卑賤,婚禮則抬高妻子,貶低父母。這種厚待所偏愛的人,輕視重要的人,不符合親疏尊卑有別的原則,揭露禮的內在矛盾。接著,《非儒》批判禮的危害性,批判喪禮的欺騙性:“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

君子是儒家仁義(禮義)道德的承載者。《非儒》舉出君子的古言古服、循而不作、對敵仁慈、遇事不問不答等品質,發揮墨家論辯特長,逐一反駁,揭示儒家君子人格的虛假和罪惡。這裏,既是對儒家君子觀的直接否定,也是對儒家仁義的間接否定。儒家講“命”。孔子說過“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等語。《非儒》先羅列儒家命定論的內容和範圍:“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然後,分別指明它的害處:官吏相信“命”,怠於治政,國家混亂;平民百姓相信“命”,怠於勞作,國家貧窮。再後,得出結論:儒家教導世人信仰命,是殘害人民。

孔子是儒家的創立者,非儒自然必須非孔。《非儒》著重從孔子的人生實踐角度批孔。在墨家看來,君子之道是治人、任官、博施、修身、利天下之道:“夫一道術學業仁義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近以修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非儒》借晏嬰之口,偽造史實,硬說孔子和白公、田常叛亂有牽連,又自編孔子見魯哀公事,抨擊孔子行不合義,求生害義,與君子之道不符。

最後,《非儒》批判儒家,除了借用晏嬰指責孔子行為惡劣外,還借用晏嬰直言儒家禮樂、命定等學說危害社會:“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於省吾說應為‘異服)勉容,不可使導眾”。這是說,儒家傲慢而自作主張,喜歡音樂而混亂人心,主張命而懶於作事,崇辦喪事哀傷不止,穿異服而作出莊敬的表情,不可以用來育人治民。

此外,墨家批儒還見於《公孟》。《公孟》篇裏,墨子直截了當地批評儒家:“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政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這是從政治實踐角度否定儒家不信天、不崇鬼(其實,孔子對鬼神持存疑態度,孔子的天具有自然之天與神學之天這兩面性)、繁為禮樂、相信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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