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裏籍考辨
潘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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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作《史記》，在《孟子荀卿列傳》末尾附載二十四個字：“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只言墨翟為宋大夫，不載其裏籍。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中《當染》、《慎大》兩篇時，謂“墨子者名翟，魯人也”。東晉葛洪著《抱樸子》及《神仙傳》，謂“墨子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此後，1400年間，“魯人”、“宋人”兩說並存。
至清乾嘉間，考據學大盛，畢沅、武億相繼發展高誘“魯人說”。畢沅《墨子注敘》稱“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為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境，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武億《跋墨子》曰：“《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雲‘墨翟為宋大夫’，而未著其他。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即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畢沅、武億為乾嘉考據學名家，言之有據，此後百年間，“魯陽說”定於一尊。
清末孫詒讓著《墨子後語》在《墨子傳略》中仍存“魯人”、“宋人”兩說，謂“墨子名翟，姓墨氏。魯人，或曰宋人。”但在“案語”中指出：“此蓋因墨子為宋大夫，遂以為宋人。以本書考之，似當以魯人為是。”認為《墨子‧貴義篇》“墨子自魯即齊”；《魯問篇》“越王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魯”；《呂氏春秋‧愛類篇》“公輸為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淮南子‧修務訓》“自魯趨而往”並墨子為魯人之確證。
孫氏所列證對肯定“魯人說”否定“宋人說”是很有說服力的。不過孫氏所說“魯人”是指魯國人。他在“案語”中接著說：“畢沅、武億以魯為魯陽，則是楚邑。考古書無言墨子為楚人者。《渚宮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則非楚人明矣。畢、武說殊謬。”孫氏“魯國說”一出，影響頗大，百年來，論墨子者，多從之。
這裏要提出的是，孫氏指責“畢、武說殊謬”，不免失之於武斷。要論定“墨翟，魯人也”之“魯”是魯國，還是魯陽，需對有關材料作具體分析。
第一，《渚宮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墨子‧公輸篇》載子墨子曰“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依孫氏之意，魯國在楚國的北方，“墨子，北方賢聖人”之“北方”，指的是魯國。其實，古代不稱某國北方境外之國謂北方，而直接稱謂“北國”。《詩經‧大雅‧韓奕》：“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南齊書‧周盤龍傳》：“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就是明證。“方”在古代指境，四方即四境，方內即四境之內，方外即四境之外。“北方”就是北部境域。魯陽文君是楚國大臣，他對楚惠王說的“墨子，北方賢聖人”，意即“墨翟是咱楚國北部境域的聖賢人才”。
墨子在楚國郢都對公輸般說的“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意思就是“我在楚國北部境域，聽說你造雲梯，將用來進攻宋國”。“方”的這種含義，即使到了今天，也仍存在著。例如，人們常說的“北方人”、“南方人”，明確是就我國境域之內而言的。若是一個俄國人，雖然俄國在我國之北，我們也不說他是北方人，而只會說他是俄國人。魯陽邑是位於楚國北部境域的城邑，“墨翟，魯人也”之“魯”當為魯陽。只有這樣才符合“墨子，北方賢聖”的真意。
第二，《呂氏春秋‧愛類》雲：“公輸般為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北方”已見前辨，“鄙人”意謂邊疆之人，或郊野之人。《荀子‧非相》“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史記‧商君傳》“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注曰：“鄙人，郊野之人也。”“北方之鄙人”句式與“期思之鄙人”、“荊之鄙人”完全相同。只是後者的“期思”、“荊”是具體的城邑名或國名，而“北方”是境域方位，但此境域的歸屬是不言自明的。墨子向荊王自我介紹“臣北方之鄙人也”，雙方會意的前提是同為楚國人，只需說“北方”，就能理解是楚國北部境域。很清楚，墨子自言“臣北方之鄙人也”，用今天的話就是“我是咱國北部邊疆魯陽邑人”。假若墨子是魯國人，那麼他應說：“臣魯國之鄙人”，即便把“魯國”省言為“魯”，也只能是“臣魯之鄙人”，絕對不會說“臣北方之鄙人”。
第三，今本《墨子‧公輸篇》曰：“公輸般為造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于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關於墨子此行的出發地，《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墨子‧公輸篇》雲：“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於郢。”《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也作“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且《呂氏春秋》也有：“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至郢”。《淮南子‧修務訓》也稱“自齊趨而往”。這些材料可證《墨子》原文為“自魯往”，後人在轉抄過程中，誤寫為“起于齊”。
墨子此行的出發地可以肯定為“魯”，原文又清清楚楚地記載“十日十夜至於郢”。如果此“魯”是魯國，那麼從魯國之都曲阜至楚惠王的國都郢（今湖北宜城）有三四千里，顯然不是墨子步行十日可以達到的。而魯陽（今河南魯山）距郢不足千里，恰是墨子徒步十日的路程。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墨子是魯陽人，而非魯國人。持“魯國說”者在這個問題上挖空心思作文章，或說“十日十夜是約數”，並舉葛洪《神仙傳》把“十日時下夜”寫作“七日七夜”為證；或說“從把魯誤為齊，可知是齊魯之魯”（見孫以楷《墨子年裏考辨》。）這是不值得一駁的。首先，“十日十夜”是明明白白的確定數量，怎麼會約數呢？打開《辭源》等工具書，不見“十”有約數的釋意。至於葛洪《神仙傳》將之寫作“七日七夜”，實際上七是十的誤寫。十、七相誤的例子向來就有。其次，將魯誤書為齊，並不能說明原著之魯一定是齊魯之魯，最多只能說明，誤抄者孤陋寡聞。
除了上述主證，我們還可以從以下六個方面找到墨子裏籍不在魯國而在魯陽的旁證。
其一，司馬遷作《史記》于《太史公自序》中錄乃父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旨》，六家之中有墨家，且排在陰陽家、儒家之後居第三位。對墨家學說的優劣長短論辯甚詳，其字數多於陰陽、儒、法、名四家，僅次於道家。這說明司馬氏父子對墨家是很重視的。若墨子的裏籍在魯國，當司馬遷“二十南遊……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的過程中，不會對墨學創始人的裏籍毫不留意；而在《史記》中缺載。如果說秦以後墨學微絕，司馬遷時已不知其詳，那也不符合實事。司馬遷生活于漢武帝時期，上距墨子的生活年代僅三百年。
三百年的社會變遷，還不至於使墨子裏籍的遺跡和流傳在民間的口碑材料蕩然無存。況且整個戰國時期儒墨並稱顯學，即使經過秦始皇的焚禁私學，也不會把墨子故居遺跡和民間口傳材料一掃而光。事實上，秦末儒學與墨學同在焚禁之列，而漢初崇尚黃老，儒學的命運也不比墨學好。魯國能留有孔子的故里，怎麼就沒有墨子的故里。這從另一角度說明墨子不是魯國人。
其二，《墨子‧魯問篇》載：“魯祝以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福不如其貧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貍從服也。”我們從這兩段文字所記述的事情可以看出，墨子完全是以外來學者的身份評判魯國“祭祀求福”和“為死者作誄”兩項習俗的。明顯是墨子客游魯國時的言論。若墨子本身就是魯國人，他對這些屬於當地風俗習慣一類事情，是不會如此敏感，發表異議的。
其三，墨翟作為一位學者像孔子一樣曾經遊學列國。但從現存《墨子》諸篇看，在其接觸和涉及的各國國君中能夠明確記載名號的，除“魯陽文君”和“楚惠王”外，別無他人。其中與魯陽文君的對話最多。《耕柱篇》有兩則，《魯問篇》有四則。一般認為《墨子》中《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這五篇是墨子弟子輯錄墨子一生言行而成的。這裏面的材料對研究墨子生平和思想，價值最高。為什麼其弟子對楚惠王、魯陽文君等墨子接觸過的楚國君臣記憶這麼豐富，這麼準確？而對齊、魯、衛、宋、越等國君臣只能籠統言之？解釋只有一個，楚國是墨子的裏籍所在，弟子們隨墨子在楚國居住的時間最久，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其四，墨翟對楚國的國土資源了若指掌。墨子不僅對魯陽文君對話稱：“今使魯（指魯陽）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而且與楚王對話稱“荊之地，方五千里”，“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鱉黿鼉為天下富”，“荊有長松文梓、楩楠豫章”。另外，墨子與巫馬子對話稱：“和氏之壁，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這些良寶皆楚國所產，墨子談論起來如數家珍。而對其他國家，甚至任過大夫的宋國，也無如此詳盡的瞭解。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作為墨子是楚國魯陽人的佐證。
其五，《墨子‧耕柱篇》載：“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變未得其所以對也’”。《魯問篇》：“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閭曰：‘子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況于楚國乎？’遂而不為。
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為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葉公問政，白公之禍是春秋末期楚國歷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這兩段文字直言“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昔白公之禍”，這語氣明白不過的告訴我們：墨子是楚國人。他在同弟子談論本國當代史上發生的事情，所以用不著寫明葉公、白公的國別。若墨子是魯國人，按古代的語言習慣就應該是：“楚葉公子高”，“昔楚白公之禍”了。
其六，墨學出於夏禮，這是人們所公認的。《墨子》有《節用篇》。《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節用，禹之教也。孔子稱“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墨子》有《節葬篇》。《韓非‧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節葬亦禹法也。
《屍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在文字及記述工具不發達的古代，所謂夏禮，主要是通過融匯為風俗習慣而傳承的。墨學尊崇和繼承夏禮，它只能產生于具有夏文化傳統的地區。夏文化的發源地在嵩山周圍。“河南省的西部，即黃河中游南岸的伊、洛、汝、穎流域是夏人的最重要的活動中心之一。”“周武王所說的‘有夏之居’就在今天河南西部以嵩山為中心的伊、洛、汝、穎流域。”（黎虎《夏商周史話》）禹都陽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鎮），夏啟大會諸侯于鈞台（今河南禹州）。夏代，以潁川為中心，周圍包括南陽在內都是夏人居住的地方。經商，曆周，至春秋戰國，這裏仍保有著濃重的夏文化傳統。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樸，猶有先天之遺風。穎川敦厚，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今謂之‘夏人’”。魯陽北接嵩山、洛汭，東臨夏啟鈞台，在夏族早期活動的區域內，秦漢屬南陽，與穎川郡毗連，處於保持著夏禹遺風的“夏人之居”範圍之中。司馬遷生活的漢武帝時代，魯陽尚保有夏文化遺風，被稱為“夏人”，那麼在墨子生活的春秋戰國時代，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從文化土壤上看，墨學只會產生在這裏，墨子只能是魯陽人。而魯國是周公長子伯禽的封國，周禮占絕對統治地位。周文化的土壤孕育產生的是崇尚周禮的儒學。因而，孔子說：“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禮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與墨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異。若硬把墨子說成是魯國人，那就難免有移花接木之嫌了。
要之，墨翟不是魯國人，而是楚國魯陽邑人，即今河南魯山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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