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攻》中的墨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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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475 年至公元前 221 年，是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期」。顧名思義，這是個動亂和失範的年代。然而，也正是這種形勢，導致了先秦諸子百家思想的興起，孕育出影響中國二千多年的哲學思想體系。當時的主流思想有儒、墨、道、法四家，而其中的儒家和墨家，更並稱為當世的兩大顯學，甚至有所謂「不入於儒，即入於墨」的說法。
墨家認為，失範源於人性的自私，而儒家那一套利用倫理來規範人心的思想，會導致各個利益集團互相攻伐。針對這一點，墨家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兼愛」。用現代的說法，就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俠義思想，即要求對其他任何人都有相同程度的愛，例如愛別人的家如愛自己的家，愛別人的國如愛自己的國。墨家認為，當所有人都無分彼此的時候，便不會再有攻伐。《墨子．兼愛下》是這樣說的：
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猶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學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
墨家也是功利主義者。為了實現「兼愛」的理想世界，墨者提出「尚賢」、「尚同」、「明鬼」、「非樂」、「節用」、「節葬」等務實方案，同時著重研製和使用各種科技器具，以達致「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的：
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下之害也。
墨家並非僅會紙上談兵之輩。墨家有嚴密的組織，組織中人稱為墨者，都是來自社會低下階層的武士。墨者必須嚴守組織的紀律，連身為首領的「鉅子」也不例外。跟儒家不同，墨家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墨者都是勇猛的武士，《淮南子．泰族訓》就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說法。所以墨家可以如電影中所言，干涉諸侯國的軍事行動，利用「以戰止戰」的形式，阻止侵略戰爭，體現「警惡懲奸、鋤強扶弱」的「非攻」精神。據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第五章中的描述，墨子及其弟子，曾經在楚國攻打宋國的軍事行動中，協助宋國防守。所以《墨攻》中的情節，有其時代背景的依據，當然導演所加入的電影元素另作別論。
明白上述的背景，便可以進一步思考《墨攻》對於墨家思想提出的質疑。
墨者革離來到梁國，是為了協助這個只有四千多人的小國，抵抗趙國的十萬大軍，這自然是墨家「非攻」的體現。然而，在趙國第一次攻城時，有個協助防禦工事的平民，說了這樣的說話：「為甚麼要扺擋呢？趙兵要來奪取梁城，就給他們好了，反正田賦交給誰也一樣！」無獨有偶，在《走向共和》電視連續劇中，講述中日甲午戰爭時，在京城賣麵條的小販也說過：「管他是日本人還是滿洲人當皇上。日本人來到京城，還不是要吃我們的麵條？」
這樣說來，革離受梁王之托，協助梁王防守梁城，那究竟是為誰而戰呢？墨家主張君王要有絕對權威，國家必須是極權主義，這是「尚同」思想的根據，所以似乎是為梁王而戰。然而墨者也理應相信，梁王之利就是百姓之利，幫助梁王等同於幫助梁城的百姓，因為集團的利益就是個體的利益。
可是事實上，梁王與百姓之間不是同一個利益集團。開城投降的話，說不定趙軍會對百姓秋毫無犯，而梁王卻誓必失去王位甚至性命。尤其在那個民族主義還未抬頭的年代，那個各大思想家會周遊列國來進行推銷的年代，人們對於國家的觀念應該相對薄弱，何況這些「國」只是諸侯國，受哪一國統治，對百姓來說分別理應不大。那麼，百姓名義上是為梁城而戰，實質上是為梁王一個人而戰。可是梁王骨子裡只是個暴君，眼裡沒有梁城百姓，只有自己的利益。「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潛規則，在趙軍還未全撤時就顯現出來了。這樣，抵抗趙軍的意義是甚麼呢？
另一樣更深刻的反思，是對「兼愛」的質疑。
梁國公子問革離，如果將來趙國請他去幫忙抵抗敵軍，他會不會答應。革離的回答是，只要哪裡需要他，他就到哪裡。公子立刻說，那不是自欺欺人嗎？
在電影中，革離雖能成功扺擋趙軍的數次攻擊，卻導致趙軍生靈塗炭。革離對此不忍，並開始反思「凡守城者以亟傷敵為上」（《墨子．號令》）的對與錯。其實趙軍在這場戰爭中固然是侵略者，但前線的士兵只是受軍令而行，正如那個奇怪的黑人奴隸也只是受命去挖隧道，他們的利益也不同於趙國統治者的利益，而只是後者的棋子。那麼，所謂的「兼愛」，在這些複雜的現實情況中，又應以甚麼為準則呢？抑或「兼愛」根本是不符合人性和大自然規律的思想？
或者，革離並不是一個及格的墨者，所以他才會不顧墨家的反對，來到梁城協助抗敵。一個真正的墨者，會怎樣看法呢？這是電影留給我們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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