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11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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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管理智慧
黎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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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中,墨家是當時影響很大的一個學派。墨家的創始人是墨子。墨子的管理思想包括“十論”:尚賢、尚同、節葬、節用、非樂、非命、尊天、事鬼、兼愛和非攻。這是一個比較全面和系統的管理理論體系。
 
  兼愛相利的管理倫理
 
墨子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這是墨家學派區別于先秦諸子百家最突出的理論標誌。墨子對該思想的論述,涉及了“兼愛為本”的倫理基礎、“兼以易別”的行為選擇,以及“愛人若己”的利益相關原則等管理倫理問題。
 
  兼愛為本的倫理基礎
 
墨子所說的“兼愛”,就是不分彼此、不分親疏、不分遠近的普遍的愛,與儒家的“仁愛”相比較,有著重大的區別。
 
第一,儒家所說的“仁”,以“親親”為基礎,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自然親情的推演。而墨子主張的兼愛則是一種無差等的普遍的愛,超越了血緣、地域的差別。
 
第二,儒家所說的“仁者愛人”,側重于仁者的“克己”,強調自我的道德修養,並不關注別人的回報,重在倫理學上的義務。墨子所說的“兼愛”,則落實到“交相利”之上,如果做到了“兼相愛”,人人都能夠從中得到回報,獲取利益。這體現著鮮明的功利觀。
 
第三,儒家所說的“仁愛”,是人的真性情的流露,完全是出自人的內在本性。而墨子認為,他所說的“兼愛”是出於天的意志,即“天志”。在墨子看來,公正、公平是天的本質,天的運行,廣大而沒有私心,上天會根據人們是否做到了“兼愛”而進行賞罰,這就使人們的“兼愛”行為帶上了某種外在的約束與規範。
 
  兼以易別的行為選擇
 
在墨子看來,人類相互不友愛的原因在於每個人都為自己打算,而不為他人著想,相互猜疑、對抗、爭奪,墨子把這種狀況稱之為“別”。他的解決方法就是用“兼相愛”來取代“交相別”,對待他人好像對待自己一樣。
 
墨子比較了“兼者”和“別者”的行為方式及其效果,說明“兼相愛”與“交相別”對人際交往和管理活動的影響。
 
假設有兩位君主,其中的一位貫徹“別”的主張,另一位貫徹“兼”的主張,於是這位“別君”會說:“我哪能把我統治下的萬民百姓的身體,看成是自己的身體呢?這太不合情理了:人生在世沒有多少時間,我個人享受還不夠呢!”因此返身觀察他治下的百姓:有挨餓的他不饋贈食物,有受凍的他不惠贈衣裳,有生病的他不幫助護理,有死亡的他不及時埋葬。而“兼君”則說:“我聽說賢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一定要先為眾多百姓著想,然後再考慮自身。”因此返身觀察他治下的眾多百姓,其生活安寧踏實。
 
那麼請問:如果遭受瘟疫饑荒,老百姓會選擇投奔哪一位君主呢?顯然只會是投奔後者而不是前者。
 
墨家所提倡的這種“將身比身”、“將心比心”的兼愛思想,歷代統治者確實難以完全做到,但只要有這份“心”,就可以收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良好效果。
 
  “愛人若己”的利益相關原則
 
在墨子看來,人們總是愛自己的,但如果只知道愛自己而不知道愛別人,甚至害人以自利,會導致最終無法獲得自己的利益。反過來,如果真正從愛己、利己的動機來考慮問題和待人處事,恰恰就應該關愛別人,充分地考慮到別人的利益,做到“愛人若己”,這樣才能夠達成共用其利的結果。
 
墨子所主張的兼愛學說,往往會引起人們的誤解,認為就是鼓吹“愛人”而不“愛己”。對此,後期墨家專門做出解釋,即愛護他人也不排除愛護自己。當然,墨家的基本立場還是突出愛的奉獻。在他們看來,聖人愛己的目的也是為了愛人,實行仁義的事業。
 
日本企業家吉田忠雄提出一個“利潤三分法”。他說:“我一貫主張多辦益善,利潤不可獨吞。我們將利潤分成三部分:三分之一是品質較好的產品以低廉的價格交給消費者大眾,三分之一交給銷售我們產品的經銷商及代理商,三分之一用在自己的工廠。”吉田把自己的做法稱之為“善的迴圈”。他說:“如果我們散播善的種子,予人以善,那麼,善還會迴圈歸給我們。善在我們之間不停地迴圈運轉,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實惠。”
 
  尚同尚賢的組織原則
 
墨子在組織管理方面的重要貢獻是提出了“一同天下之義”的認識,要求整個組織統一服從於管理者的思想和意志。為保證這一“天下之義”的正確及其在組織內部的共用,墨子同時提出了尚賢使能的人事原則和上下通情的溝通原則。
 
  尚同一義的共有價值觀
 
墨子首先指出“上下不同義”的弊病,這種無組織無共識的狀況所造成的弊端很多。針對這個弊病,墨子主張選擇天下有才能、有德行、又聰明、口才又好的人,充當“天子”,讓他去做統一天下各種意見的工作。而天下如此之大,光靠“天子”一個人是無法統一天下人的意見的,因此還要選擇優秀人才,把他們分別安排在“三公”、“國君”、“卿大夫”、“鄉長”、“裡長”的位置上,讓他們也參與管理天下、統一天下各種意見的工作,這樣就可以達到“尚同一義”的目的了。
 
墨子所謂“尚同一義”,用現代管理的語言來說,就是形成組織的共有價值觀。一個組織的共有價值觀,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首先,共有價值觀表明組織成員在思想上達到了某種共識,這就產生了組織整合的效應,會形成組織成員對於組織的認同感,有助於增強組織系統的凝聚力和穩定性。
 
其次,只有建立共有價值觀,管理者才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組織成員也才能夠據此判斷事物的善惡、決定自己的態度和行為,從而對組織成員發揮激勵和行為塑造的作用。
 
最後,共有價值觀可以對組織成員的力量起到彙聚和整合效應,有助於發揮組織的潛在能量。這種團隊的協調和統一,對於維繫組織的持續存在和自我複製,也是必不可少的組織機制。
 
  尚賢使能的人事原則
 
如上所述,墨子把統一天下意見的工作,寄希望于從“天子”到“三公”、“國君”、“卿大夫”、“鄉長”、“裡長”等各級社會管理組織的領導者,而這些領導者的才能、德行、聰明、口才是否稱職,就成為組織共有價值觀能否確立的關鍵。為此,墨子提出“尚賢使能”的明確主張,主張凡派去治理國家、官府、城鎮、鄉里的人,都應該是國家的賢能之士。墨子指出:如果讓高貴而有智慧的人去管理愚蠢而低賤的人,國家便能治理好;相反,讓愚蠢低賤的人去管理高貴而有智慧的人,國家就要混亂。
 
這裡墨子所推崇的“高貴而有智慧”的管理者,其“智慧”是指管理者本身所具備的德才兼備的品格,其“高貴”則指的是必須給予這些管理者從事管理活動所必需的名利地位。墨子將其概括為三個基本要點:爵位不高,百姓就不敬重;俸祿不厚,百姓就不相信;政令不決斷,百姓就不害怕。所以必須給賢士們以高貴的爵位,給予豐厚的俸祿,委派以處理政事的重任,給予決斷命令的權力,這不是為了賞賜他們,而是希望他們可以放手管理,從而獲得成功。
 
墨子特別強調,一個組織的領導者如果能夠誠心誠意地對待各級管理人員,尊重他們,信任他們,放手使用他們,就等於擴大了自己的管理能量。
 
如此看來,墨子所謂“高貴而有智慧”的管理者,其“高貴”,不在於“出身”高貴,而在於職位高貴。即使是農民、手工工人或商人,只要有才能就加以推舉選拔,給予高官厚祿,委派以處理政事的重任,給予決斷事理、發佈命令的權力。這裡,體現出一種“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可貴思想。
 
與此同時,墨子還指出,如果統治者只是按照自己的喜怒哀樂、遠近親疏去用人,而不以才能為標準,那就有可能出現以下尷尬的局面:把那些不能勝任百人之治者,放置在千人之治的崗位上;不能勝任千人之治者,放置在萬人之治的崗位上。這樣,等於給這些低能者人為地提高了十倍的身價。他們只有一分的辦事能力,卻十倍地給予他們官職。那麼,到頭來他們也只能治理十分之一,而放棄其他的十分之九了。
 
  上下通情的溝通原則
 
墨子所主張的“尚同”,最終的目的是要把一個組織的不同意見統一起來,形成共有的價值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其前提在於上級與下級之間的充分溝通。
 
墨子指出:領導者管理政事,掌握了下面實情的就能得到治理,不掌握下面實情的就要引起混亂。如充分瞭解到民眾的善惡是非,就能對好人加以獎賞提拔,對壞人加以懲罰,那麼國家一定能得到治理;如不能掌握實情,就必然引起混亂。
 
因此,墨子十分強調,思想統一的前提,在於充分尊重民眾的意願。假如不瞭解民情,不把握民意,上下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得到統一,上級的意圖也就不能真正得到下級的理解、認同和貫徹。由此看來,墨子所主張的“尚同”,並不是領導者的獨斷專行,而在於充分吸取民眾意見之後所形成的真正意義上的“共識”。
 
所以,高明的領導者治理天下,他挑選出來充當自己助手的都是優秀的人才,幫助他觀察、聽取意見的人很多,集思廣益,兼聽則明。
 
為了幫助員工解決需跨部門協調解決的問題,聯想的楊元慶親自總結了聯想溝通四步驟:一是“找到責任崗位直接去溝通”,即直接找到問題涉及的關鍵崗位協調解決;二是“找該崗位的直接上級溝通”,即可以要求關鍵崗位的上級予以幫助;三是“報告自己上級去幫助溝通”,就是要求自己的上級去找關鍵崗位上的人進行溝通;如果還不行,就採取第四步,“找雙方共同上級去解決”。聯想的溝通四步驟,是以解決問題為原則,採取自下而上的反映路徑。這種方法“層層遞進”,實效強,很值得其他企業借鑒和效仿。
 
  興利天下的經營原則
 
墨子主張以興利除害為人生的經營目標,圖謀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在興利方面,墨子反對宿命論,主張人們努力作為、積極進取;在除害方面,墨子反對浪費,主張節約。為此,墨子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措施。
 
  義以利人的經營目標

墨子所謂的“義”,實際上就是為天下百姓謀利,有利於天下百姓的事便去做,不利於天下百姓的事便不去做。為天下人謀利,既是大義,也是大利。為此,墨子還專門算了一筆賬:
 
商人到四方去做買賣,是因為買賣的市價相差好幾倍,有利可圖。雖然其中有通過關卡的困難,有遇到盜賊的危險,也毫不顧忌,堅持把買賣做下去。而士人只要坐著宣傳“義”,沒有通過關卡的困難,也沒有遇上盜賊的危險,這樣做同商人取得的利益相比,倍數多得無法計算,可是卻不去做。可見士人計算利,就不如商人精明。
 
在墨子看來,宣傳“義”個人所付出的並不多,而天下人由此而獲得的利益卻相當大,因此可以說是一筆相當“合算”的買賣,應該作為人生的最佳選擇。
 
  非命尚力的進取精神
 
墨子提出過著名的“三表法”,就是考察言論正確與否的三個標準:第一是向上探求古代聖王的事蹟;第二是向下考察百姓耳聞目睹的事實;第三是把這些言論具體化為政治管理的措施,看它是否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墨子運用“三表法”,揭示了“有命論”的荒謬和危害,提出“尚力”的主張。他指出:人類當然與禽獸、麋鹿、飛鳥、爬蟲們不同。後者可以聽天由命,以它們的羽毛為衣裳,以它們的蹄爪為鞋襪,依靠它們周圍的水草為食物,因此即使雄性的動物不耕田種地,雌性的動物不紡紗織布,也能夠衣食無憂。而人類就不一樣了,“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 。
 
相信“有命論”的人認為,人生的壽夭、貧富,社會的安危、治亂,都是由預定的“天命”決定的,人的力量無法減損與增益。個人的困窮、顯達、受賞、被罰、吉祥、禍殃都有定數,個人憑藉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也不能改變它。墨子指出,如果官吏們相信了這種說法,就會怠慢分內的職守;百姓們相信了這種說法,就會懶於勞作。官吏們不理政事,社會就會混亂;農事廢弛,國家就會貧窮。既貧窮又混亂,就會敗壞政治的根本。
 
人們排除了“有命論”的影響,認識到一切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勤奮工作。墨子這種“非命尚力”的思想,突出財富的來源在於人的勞動和創造,鼓勵人們奮勉努力,洋溢著自強不息、積極進取的精神,值得肯定。
 
  節用尚儉的消費觀念
 
墨子觀察到了當時社會生產與需要之間的矛盾,認為要解決這個矛盾,除了加強生產之外,還要靠“尚儉”、“節用”。
 
  墨子制定了“節用之法”,其主張具體包括多方面的內容:
 
一是反對統治者為了享樂而橫徵暴斂和掠奪老百姓的財富。因而要求統治者力行節約,懂得“儉節則昌,淫佚則亡”的道理。
 
二是反對衣飾過度追求華彩,認為“衣服之法”在於冬服足以禦寒、夏服能保持涼爽就可以了。不主張過分追求五味調和、氣味芬芳和羅致遠方的奇珍異品。
 
三是反對製造華美的兵甲車船,認為劍的作用在於擊刺,鎧甲的作用在於防護身體,車的作用在於負重到達遠方,舟船的作用在於渡河。因此,製造這些兵甲車船,只要達到其功能即可,沒有必要作額外的打扮裝飾。
 
四是主張簡易的宮室建造,認為建造房屋宮室,四壁能夠抵禦風寒,房頂能夠遮蔽雨雪,中間潔淨,牆壁能夠隔絕男女,使之有別,就可以了。
 
五是提倡節葬。他認為,儒家的葬禮儀式繁雜,多以財貨殉葬,禮制規定的居喪期又很長,使生者難以承受,因此主張薄葬、節葬。
 
六是主張非樂。墨子認為音樂不能給人民帶來實際的利益,統治者為了滿足對音樂的享受,必將徵調許多勞力製造樂器,充當樂手,耽誤了生產勞動。如果老百姓也起而仿效,就會妨礙耕織生產,因此,他反對儒家的“禮樂”,主張“非樂”。

墨子的“節用”主張,有些措施過頭了,但是,反對統治者的窮奢極欲,避免社會財富的過度消耗和浪費,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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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相愛,交相利」
的實施路徑與範圍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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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當時社會上“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許之謀愚、貴之敖賤”的弱肉強食的醜惡現象,墨子提出:“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其意思是,用所有的人都相互愛護同時相互給予利益的方法來改變醜惡的時弊。墨子認為,做有利他人之事,並不意味著只會有利於他人,其實利益是相互的;因而決不可做犧牲他人利益的事情,因為犧牲他人利益的同時必將損害自己。只有人們各不相害,彼此相利,把個人利益建立在整體利益之中,並把兩者揉和在一起,才能實現富國安民之願望。墨子將個人利益建立在整體利益之中這一思想是非常卓越的,因為離開了整體的利益,個人利益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墨子並非是在那裡誇誇其談,在提出系統的理論的同時,他也設計了自己的實施對策:
 
(1)提出具體的方法。《兼愛中》雲:“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現其身。’”其意即“兼相愛交相利”如何才能實現呢?那就是,看待別人的國家就象看待自己的國家,看待別人的家族就象看自己的家族,看待別人的身體就象看自己的身體一樣。墨子在此提出的答案是“視人若己”,就是多從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這樣可以避免誤解、消除衝突。

實現“兼相愛交相利”,才能“諸侯相愛則下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兼愛中》)就是說,諸侯因相愛不再惡戰了,家主因為相愛不再相篡奪,人人相愛不再相殘害;君臣因相愛而仁惠忠誠,父子因相愛而慈愛孝順,兄弟因相愛而和諧協調。天下人都相愛,強者就不會控制弱者,人眾的就不會掠奪人少的,富裕的就不會欺侮貧窮的,尊貴的就不會傲視低賤的,狡詐的就不會欺騙愚昧的。天下所有的禍害、篡奪、埋怨、憤恨等都不再產生,因為相愛出現了,因此仁人之士讚譽它。

可見,只有“兼相愛交相利”,社會上的一切禍患之源才得以消除;只有“兼相愛交相利”,才能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一個協調的群體組織。中國人注重維持和諧的局面,維護整體的利益,保持良好的人際關係。這是中國文化精神的一個組成部分。比墨子晚一百年的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強調了民本與人和的重要性,無疑也體現了墨子思想的影響。“交相利”就是互相給予對方利益,就是利他人、為他人。在墨子那裡,“‘為人’是‘人為’所要達到的目的,也是‘人為’所考慮的角度、所瞄準的方向、所遵循的規範。”其深刻含義就是人的行為要利於人民、利於國家。

(2)建立起自己的組織。從《墨子》和當時的許多著述中都可以看到,墨家當時有一個嚴密的組織,成員可以說是墨子的追隨者,主要來自遊俠,墨家這種組織的首領稱為矩子。矩子對其組織成員掌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墨子就是一個矩子。在《淮南子•泰族訓》記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死,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種精神在《墨攻》裡也有明顯的體現――墨者革離不顧自己生死,奮力地挽救梁城。

墨子的這一思想,經過柔和與演變,成為中國的俠義精神。俠義的“義”字,從墨子開始,就特別地強調,所謂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所謂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的思想,即是此。而中國文化精神,受墨子這種思想的影響很大,普及於社會各階層,甚至中國仁義的象徵關公關老爺也可與墨子思想追上淵源。      
 
(3)事必躬親,身體力行。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長期奔走于各諸侯國之間,宣傳他的政治主張。相傳他曾止楚攻宋,實施兼愛、非攻的主張;他“南游使衛”,宣講“蓄士”以備守禦;又屢游楚國,獻書楚惠王,並拒絕楚王的賜地而去;晚年到齊國,企圖勸止項子牛伐魯,未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並許以五百里封地。他以“聽吾言,用我道”為前往條件,而不計較封地與爵祿,目的是為了實現他的政治抱負和主張。
   
“非攻”大概是“兼愛”之外最為人所熟知的墨子的主張。“非攻”直接源於“兼愛”理想,墨子竭力用“非攻”思想勸說各國君王止戰息爭,就是為救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熱的困苦中。

墨子憤慨于那些高談仁義道德的戰爭辯護士,抨擊他們“明小物不明大物”。(這在《墨攻》中以墨者革離與趙國將軍巷淹中的最後一次對話可以看出)為了使自己的主張更具說服力,除了用嚴密的邏輯推理論證攻伐之事悖于天理外,墨子更列舉了歷史上窮兵黷武招致敗亡的實例來說明侵略戰爭損人害己的實質。這一些話是墨子站在平民階級的立場上說給統治者聽的,反映了平民的呼聲。但熱中于兼併各國君主根本聽不進“非攻”的說教,墨子的努力收效甚微。墨子實際上還是在做一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然而他的奮鬥中煥發出的人道主義精神和不屈不撓的意志卻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從兼愛的觀點出發,墨子還提出“節用”、“節葬”、“非樂”、“非攻”等主張,反對統治者窮奢極欲、揮霍無度的生活,也反對以大欺小、以強淩弱的非正義戰爭。不難看出,墨子這種“兼愛思想”是當時社會等級森嚴的時代所不能接受的,直至近代,在那個特殊的鬥爭時期,墨子還受到了郭沫若老先生的批判。但是到了現時之世界,二十一世紀,我們驚人的發現,墨子的學說是這麼的與這個時代合拍――儘管墨子在那個時代卻屬於超現實主義學說,無人理會。
 
回首百年,我國的傳統文化已遭受了太多的動亂:從清末的維新,到民國的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再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動亂,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被來自各方的思想文化撕扯的七零八散,西方文化的進入、日本文化的侵略,再加上本土新文化的崛起,越來越多的人忘掉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使得中國的傳統文化受到了無情的打擊和摧毀。傳統文化的缺失已經到了越來越嚴重的地步,從我們的各大城市中千篇一律、毫無個性的建築,到被中外文學家批判的“中國軟骨文學”,再到“道德缺失,一切向錢看”的惡性社會風氣,無不顯示著這個社會正在經歷著文化的混亂。而補救這種文化混亂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重塑人們的道德和社會文化觀念已成了我們建設和諧社會首當其衝的問題。

墨子思想,這一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的“隱士”,終於不再居於幕後,可以用其“兼愛非攻”的思想服務于現世大展身手。而“非攻”與“兼愛”,正是提倡和平、博愛的意思,而這正與當今社會和平發展的主題是不謀而合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似乎可以憧憬墨家學說會有一個更為光明的未來。


 

墨家版主:鄧開來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