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110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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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法哲學思想的歷史意義與現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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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生活在兩千多年前,是中國先秦墨家學派創始人,也是中國法哲學的鼻祖,《墨子•法儀》可視為中國法哲學的淵源。制度之禮本身就是法,它既是道德的標準,又是法的標準,於前者多稱為“禮義”,於後者多稱為“禮法”。“禮法”的功能在於“分”,“禮義”的作用在於“化”,這就是禮所具有的道德意義和法的意義的雙重表現。墨子對儒家的反叛,表面上看是不滿於儒家繁文縟節的禮教,本質上說是不滿於儒家對以“禮治”為象徵的舊體制、舊秩序的維護,而立志重建社會秩序和倫理。

墨子的法哲學思想

墨子的思想可以歸納為十項,即“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非攻”、“兼愛”,墨子的法哲學思想包含在以上的總體思想中,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層面:一是從法哲學層面分析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是“不相愛”,“罪生於別,亂息於兼”,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為核心的社會整合方案;二是從禮法制度層面分析社會動亂的原因是“異義”、“無政長”,提出“法天”、“尚同”、“明鬼”的社會控制三法,建立強力政府以“一同天下義”;三是從吏治層面分析社會動亂的原因是為政者不賢達,提出“尚賢”為政;四是從法的價值取向“利民”角度分析社會動亂的原因是民之“三患”,提出“強力非命”治“三患”的民生論。總體上看,墨子法哲學思想有四大特點:首先,墨子之法是以“天志”為核心的理想法:其次,墨子之法是“義即利”的功利法;第三,墨子之法是重視古代權威和“百姓耳目之實”的經驗法;最後,墨子之法是“尊天事鬼”的神權法。

墨子的法哲學思想主要內容有:

(一)“置立天志以為法儀”的法律起源說
 “儀”就是準則、法度、禮儀,“法”與“儀”同義。“以天為法”不僅是墨子構建自己思想體系的基礎,而且是其法律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墨子認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是出義之所,是人類言行的標準,能賞善罰暴,是立法、行政、司法的最高權源。“天”是墨子之法的本,“天志”是墨子之法的體,“天志”是“法儀”的淵源,“法儀”是“天志”的體現。“以天為法”就是以“天志”為法,“天志”具有規範性、強制性和執行力,是最高的法,是合乎自然的自然法。墨子說:“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墨子•天志上》)以“天志”為“法儀”具有正當性、權威性。墨子的法律思想體系中的“兼愛”、“尚同”、“尚賢”、“非攻”等“法儀”,都是“以天為法”的結果。“天志”其實就是墨子借助或寄託於天而塑造設計的理想法,“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墨子•天志中》)“法天”主要指以“天志”為制定法律的依據,墨子認為為政者上同於天,推行“義政”,則天下治。
  
 (二)“一同天下之義”的法制統一論。墨子認為天下動亂的原因是無政長和禮法制度不統一,人們的是非善惡標準不明確。墨子以民始生時期為例,認為社會動亂的原因是“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天下之亂,若禽獸然。”社會沒有一種公認的準則,沒有統一的是非標準,便是亂階。治亂之法是統一禮法制度,明確社會的是非善惡標準,“一同天下之義”。“一同天下之義”的宗旨在於建立統一的社會道德以及法律準則,由天子“發憲布令於天下之眾”,自上而下地確立禮法標準,建立強力政府,運用刑罰手段推行。墨子設想的執法體系由天子、三公、諸侯、將軍、大夫及鄉長、裏長等行政序列組成。每一級的政長都應是墨子理想中的賢者,但下級必須嚴格服從上級,與上級保持統一, “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
  
(三)“義利並重,取利合義”的法律正義觀。義是墨家終生孜孜以求的,並把它視作正人、治國的最高原則,墨子說:“萬事莫貴於義”,主張以“義”來處理人們的各種利益關係和社會關係,要求人們在生死、貧富等利益矛盾面前以“義”為準則作出選擇,即“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墨子•尚賢上》)墨子尚義,但並不排除利,尚利是墨子“兼愛”思想的另一方面。墨子說:“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樂》)並把“利”的內容具體解釋為富、治這兩個方面,而這兩個方面又是密切聯繫的,經濟之富是政治之治的基本前提,政治之治又是經濟之富的必要保障。墨子將“利天下”的行為解釋為義,“虧人白利”的行為解釋為不義。 

 (四)平等互利,尊重基本人權的立法原則。墨子認為,國家立法必須以“興天下利、除天下害”為原則。墨子所主張的利是公利,是“百姓之利”和“國家之利”。墨子認為他所處的時代是“強執弱,眾劫寡,富侮貧,貴傲賤”的“大亂之世”,“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都是因“不相愛”,“自愛、自利”而“虧”對方的結果。只要都能“兼相愛,交相利”,那麼天下自然太平,禍亂怨恨便無從發生,國家也就治理好了。
  
 (五)以社會主流價值觀為標準的賞罰原則。墨子認為官方賞罰標準應與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相一致,“賞必當賢,罰必當暴”。“上賞下非,上罰下譽”則亂,“上賞下譽,上罰下非”則治。賞罰利民,賞譽就足以勸善,刑罰就足以沮暴,秩序社會就能形成。
  
 (六)“賞”“罰”並別的法律方法論。墨家認為治國依靠兩手,“賞,上報下功也。……罰,上極下之罪也”。(《墨子•經上》)賞的對象為“善”,罰的對象為“惡”,“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墨子•尚同下》)如果“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墨子•尚同下》)
  
 (七)“中效則是也”,依法辦事的法治觀。“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墨子•小取》)意思是符合法度的就是正確的,不符合法度的就是錯誤的。墨子認為法具有規範性和客觀性,即使明君賢相治理國家,也應該依法辦事。墨子把法或法度視為是實現他的“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主張的重要途徑和手段。他認為無論做什麼事,都不可以無法度,而他的“兼相愛”的思想就充分地體現於這些法度中了。
  
 (八)“義政”利民的行政法原則。墨子認為,政者推行“義政”,則民眾國富刑政治。聖 王為政,愛利百姓,行忠信之道,強力聽獄治政,秩序社會就能形成。“賢者之治國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尚賢中》)
  
 (九)“罪生於別,亂息於兼”的主觀犯罪根源說。墨子從法哲學層面分析社會動亂的原因在於統治者不推行“兼相愛,交相利”的政治法律思想,“罪生於別”,不相愛是犯罪的根源。墨子認為不兼愛之社會病象,約有三種: (1)自愛其身不愛他人之身,故有盜殺等現象。(2)自愛其家不愛他人之家,故有篡奪等現象。(3)自愛其國不愛他人之國,故有攻戰等現象。所有不慈不孝不忠不惠不悌不友,皆自此三者出。

墨子法哲學思想的歷史意義

墨子出於儒而反儒,儒家講“親親”,墨子講“尚賢”;儒家講有等差之愛,墨子講無等差之愛;儒家講繁禮,墨子講節用;儒家講厚葬,墨子講節葬;儒家講遠鬼,墨子講明鬼;儒家講興樂,墨子講非樂;儒家不言利,墨子講“交相利”,從而一改前非,開闢了中國法律思想史的新紀元。
  
 (一)首開先秦法律思想史之先河。墨子的法律高於一切的思想,對後世法家法律思想影響深遠。首先,墨子將治理國家的法比作工匠做事的法(標準),“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墨子•法儀》)指出法具有規範性和客觀性的特點。其次,墨子認為法具有公平正義性。“法儀者,所以明知是非利害者也”。(《墨子•法儀》)“法,所若而然也”。(《墨子•經上》)法就是人們言行的依據,只有與法一致才是對的。第三,墨子認為法由“賢者”根據天的意志,代表國家制定,具有權威性和強制性。他說:“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佈施百姓者,憲也……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墨子•非命上》)可見,墨子在這裏所說的“法”就是指由國家制定並公佈於眾的人定法,他認為法律是由國家制定,具有規範性、客觀性、平等性、權威性和公正性等基本特徵。從“法聖王”到“士志於道到道融於法”的過程,確實於理論及實踐上作了一個新的哲學突破,而“法”觀念便是墨家的獨創。“法”的觀念正是建構人間秩序與合理生活的具體化,因此,“德”與“法”並非對立、而是二者須作理性的結合,統治者本身德性的充足是政權統治合法性的基礎,從求賢到己身為賢有其一致性。“法”對“禮”的哲學突破,使法觀念一度成為主流思想。墨子的法哲學思想雖然作為時代主流只是曇花一現,其思想本質卻一直暗流湧動,滋潤了後世法哲學的理論之樹。
  
 (二)樸素的共產主義理想萌芽。墨子在《墨子-天志》告訴我們,天希望人們“大不攻小,強不侮弱,眾不賊寡,詐不欺愚,貴不傲賤,富不驕貧,壯不奪老”,希望人們“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兼愛和非攻一起,構成墨家思想核心觀念,兼愛就是要廢除宗法等級制度,消除嫡庶親疏觀念,意味著平等,意味著相互的尊重,“無君無父”恰恰是人走向平等的前提。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本來是小生產者互愛互利思想的反映,但墨家卻將其推廣到整個社會,主張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也互愛互利,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疑具有重大的歷史進步意義。
 
 (三)對儒家的揚棄與對法家的引導。在中國哲學的思考物件上,對於天理、人情與法治這三者之關係,儒家所重視者為天理與人情的密切配合,開出“道德主體”與“政治主體”的政治結合形式,以道德駕馭法治。傳統儒家重義輕利,孔子說:“君子瑜于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法家則重利輕義,重在“客觀存在之法理”對人情的指導與約束,而有“法治主體”的觀念。《商君書•更法》中雲:“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墨家則是以天理指導人情,並建立客觀的依據與常規要人遵守。墨子尚利貴義,企求將“自利心”轉化而成“公利心”,透過法儀觀念的規約,使公民意識普遍化與社會機制制度化,為重建社會價值與公義社會提供了一個指導性觀念。
  
 (四)提出“尚賢”,要求平民參政的政治平等權。墨子對當時統治者慣用親戚、故舊、容色姣好者之做法持強烈的批判,認為其“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尚賢”的首務在於選拔賢能之士,去除身份、地位之畛域,唯賢是舉。只要是賢士,就有資格去做官長,就應該參與國家的管理。“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墨子•尚賢上》)墨子破天荒地喊出了“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的響亮口號,從而在表達平民分享國家權力、參與政治活動這一強烈願望的同時,向貴族世襲制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為官僚政治體制最終取代貴族世襲體製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五)從“以天論人”到“以人論天”,關心普通民眾的立法情懷。墨子“天志”與利結合,實際是以人論天,春秋時代以前,卻是以天論人。墨學更多體現了理性精神的蘇醒,因為“敬天”背後是人討好上天,以獲取好處的功利動機,“天”與“人”是單純的利益交換而幾乎無道德價值可言;“兼愛”原則企圖要保證與平衡兩種不同性質的訴求:利與愛,前者基於墨子滿足人之情欲存在的一面,後者是給出理想原則。所以,“法天”只是墨子的無奈之舉,與之前天命神學時代的宗教信仰貌合神離。

墨子法哲學思想的現代價值

墨子的法哲學思想大大超前於當時的政治慣習與制度,也可以說是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論,因此鼓動起來一批追隨者,顯赫一時,但終因有違統治階層的既得利益而被專制獨裁的當政者拋棄。社會經過理論家兩千多年殫精竭慮的艱難耕耘,終於走到了民主法治的政治文明階段,體恤民生、注重保護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和民事權利真實地成為法律制度的主流價值,墨子學說又逐漸成為顯學,墨子的法哲學思想也得以重光,針對現實中的流弊,它仍然不失其啟迪與指引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應該樹立“以法治國”的法治觀。墨子在找到現實法律的正當性來源後,就大力提倡“以法治國”,強調人人從事必依“法儀”。他說:“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墨子•法儀》)在制定法出現的早期,法治與人治是辯證統一的相互依存關係,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既需要賢者來立良法,又需要良法去求賢者。法制發展到今天,已經比較成熟,無論是實體法還是程式法,都步入了良性迴圈的軌道,那麼,法治就要優先於人治,一切的一切都依法而行即可,對違法者必究,怠於追究違法本身也是違法,也必究,此即法治。法治即良法之治,良法應著重規範司法者和執法者。
  
 (二)應該根據歷史階段的實際進行公平與效益的法律價值量度。義利之辯實際上就是公平與效益之爭,就是要解決公平、效益之間的關係 平衡。公平與效益是法的價值的最基本量度,既公平又發展,是法所追求的最高目標,如何調整好公平、效益的關係是現代政府決策及法制建設的中心問題。現實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既競爭、發展、效益,又和諧、有序、公平,因此,法制建設必須在公平與效益兼顧的前提下進行。不同時代的“公平”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的評價標準,即看其是否能適應這個社會的生產關係,能否維持這個社會的穩定,促進社會的發展,能否利惠天下。效益追求的背後是道德和法律的規範,自由競爭須在自律和他律的規制下進行。目前一些令人擔憂的社會現象的出現,正是忽視公平制約作用、片面追求效益的結果。墨子義利並重、以義達利的主張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效益的取得應符合公平的原則,這裏包括兩層含義:首先,從微觀角度講,個體在追求物質利益時,需有義的約束追求效益不能不擇手段,個體利益的競爭如果脫離了社會整體利益,單純以私利為目標,以個體權利為至上必然帶來社會的混亂。其次,從宏觀角度講,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還應充分考慮到社會效益,即在多大程度上保證全社會的共同發展,總之,人類社會的發展追求有三大目標:經濟目標是效益,社會目標是公平,個人的目標是全面發展,唯有解決好公平與效益的關係,才能最終接近人的目標。
  
 (三)應該制定為社會納良才的組織法。墨子從吏治層面分析社會動亂的原因是統治者“緩賢忘士”,任人唯親,吏治腐敗。“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呐喊,透過兩千多年的時光隧道,至今仍然餘音嫋嫋。墨子反對家族制度和貴族政治,提出了“尚賢”為政、人才流動的組織法原則,主張賢者立法、司法、行政,主張人的社會地位具有流動性。“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墨子•親士》)墨子指出,“低能高任”,“無故富貴”,則天下亂。“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墨子•尚賢中》)。
  
 (四)應該貫徹民生優先的立法原則。墨子的法律思想體現了“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的民生論,認為“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是三大巨患,“三患”威脅到勞動者的生存,是社會動亂的關鍵因素,主張節用,“加費不加利者,聖王弗為”,要求給予勞動者最起碼的生存權。墨子認為人民生活水準決定其道德水準,“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時至今日,民生的標準隨著社會物質文明程度的發展而水漲船高,刑事犯罪多與對自己生存狀況的不滿有關,這提醒執政者,對於相對的饑者、寒者、勞者,也必須給予足夠的關懷。應該以民生為法律的正義,實現“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這種超越時代局限,曆久彌新的價值理念,與今日社會和法制思潮相互輝映。當今之法政,于民生處著力,乃正確選擇,當以一貫之。
  
 (五)應該避免犯罪的客觀原因產生。墨子用“兼愛”的觀點分析犯罪的根源,認為天下犯罪有兩個互相聯繫的原因,一個是主觀原因,另一個是客觀原因。客觀原因是統治者“厚斂民財”,墨子指出:“當今之主”“必厚作斂于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辭過》)主觀原因是人與人之間互不相愛。墨子認為盜賊、傷人、殺人等犯罪現象嚴重威脅社會安定,是因為人與人之間不相愛的結果。統治者“厚斂民財”,是因為自愛而不愛百姓,故虧百姓而自利,而百姓為了生存,也只有虧人自利,所以犯罪發生。
  
 (六)應該加強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兼愛導致對他人財產所有權的尊重,同樣,墨子的非攻也包含了反對侵犯個人所有權之意。《墨子•非攻上》說:罪行的大小與所侵犯的財產的價值成正比。小到竊人桃李,大到攻人之國,都是不仁不義的犯罪。根據心理學原理,人對於離自己越近的事物感受越深,對自己越重要,私有財產正是這樣的事物,人們賦予自己的私有財產很多感情因素,私有財產一旦遭受損失對所有者的精神傷害巨大。所以,必須特別注意保護私有財產。
  
 (七)應該重視法律實現,嚴格執法原則,進行執法監督。墨子意識到,刑罰雖好,但若使用不當,也會貽害無窮。他說:譬之若有苗之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不善也。(《墨子•尚同中》)可見,問題的關鍵在於會不會準確合理地運用刑罰,即善不善於用刑。“善用刑者以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善用刑”就是不枉不縱、不偏不阿、賞罰得當,即“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墨子•尚同中》)以及“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墨子•兼愛下》)這就要求司法者執法嚴明,公正聽獄,如果“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墨子•號令》)當今的執法亂象,正是“不得其人”、未有“同罰”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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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節用觀的現代啟示

紅袖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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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對於中國思想認識史來說,2005年的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個年份,建立節約型社會口號的提出,無疑令人振奮,這標誌著過去我們在小學教科書上所讀到的“中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物產豐富”的對於基本國情的認識已經成為了歷史。

近年來,隨著人口的擴張,經濟的飛速增長,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們生活水準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中國一下子成為了地球上的消費大國。其實,作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這一天遲早要來的,只是個時間問題。然而,這一天提前來到了。除了進口電子產品進口高技術之後,中國開始進口糧食、進口煤炭、進口石油這些基本生產生活資料,用電量也在以高速度增長,儘管中國每年在建的發電裝機容量也在高速增長,但是用電量的增長速度更快,尤其是每年的東、夏兩個季節到處拉閘限電給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了不少的麻煩,人們開始反問,中國到底咋啦?

以亂采濫挖,亂砍濫伐為代表的對自然資源的無節制開採利用,道路交通及交通工具的超負荷運轉,以及政府體制觀念陳舊落後而導致的人才資源得白白浪費和腐敗現象洪水猛獸般的氾濫,導致了國家每年以2個百分點的國民生產總值去應付那些由此而導致的礦難、交通事故,以及洪澇災害、地震、傳染病、氣候異常等自然災害,這些都在無條件的消耗人們用勞動所創造出來的物質資源,更有由此而使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生命被無情的吞噬!

時至今日,人們才認識到無節制的能源開採與消耗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物質生活的享受,相反,它是有反作用的。這種反作用還不僅僅表現在當前人們的生產生活之中,更為重要的是,他還將對我們未來的生產生活來來巨大的影響!中國有8億多農民,他們正在一天天擺脫貧窮落後,走向溫飽小康,這是世界上正在成長的最為龐大的一支消費隊伍,他給我們未來帶來的並不是樂觀。

一方面資源和人口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大吃大喝,大擺大顯,超現實的高消費,在錯誤的面子觀身份觀地位觀等錯誤思想的引導和促使下,鋪張浪費現象比比皆是有恃無恐,中國人真的富了嗎?富了就應該浪費嗎?沒有,我們依然徘徊在發展中國家的行列,我們的各項人均指標跟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官方不是經常在報導,我們要趕上美國還要20年的時間,我們還沒有資格擺闊,就說不上浪費了。

所以,建立節約型社會口號的提出可以說是人們基於現實現狀的共同認識,一旦提出立刻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可以說它是因時因勢而發,是對基本國情的再認識的基礎上,居安思危惠及子孫後代的口號,是深入國情民心的。報刊雜誌,廣播電視,以及一些其他傳播媒體紛紛大肆宣揚傳播,烘染氣氛,目的就是在全社會形成一種人人都講節約人人都在節約的良好社會風尚。

過去的已經過去,而且成為了歷史,我們不能夠為歷史負責,但我們可以為我們的今天負責為我們的明天負責。歷史的作用就在於告誡人們,要記住教訓以史為鑒,更好的開拓未來。這時候我們就會悄然記起兩千三百年以前的墨子及其學派來。他們在那個時候就已經以唯物的眼光深刻認識到了資源之與能源消耗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墨子其人

墨子(約前468—376年)。春秋戰國之際思想家、政治家,墨家的創始人。名翟。相傳原為宋國人,後長期住在魯國。曾學習儒術,因不滿其煩瑣的“禮”,另立新說,聚徒講學,成為儒家思想的主要反對派。其“天志”“明鬼”學說,不脫殷周傳統的思想形式,但賦予“非命”和“兼愛”的內容,反對儒家的“天命”“愛有差等”說,認為“執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力主“兼相愛,交相利”,不應由親疏貴賤之別。其本人更有“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事件精神。他的“非攻”思想,體現了當時人民反對掠奪戰爭的意向。他的“非樂”“節用”“節葬”等主張,是對當權貴族“繁飾利樂”和奢侈享樂生活的抗議。

重視生產,強調“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非樂上》),初步認識到勞動是人類生活的基礎,並提出了“尚同”“尚賢”的政治主張,認為“官無常貴,民無常賤”,企圖用上教瞎說的方法說服當時的王公大人,以改善勞動者和小生產者的社會地位,“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則得治”。
“尚賢”、“非攻”、“兼愛”作為他的核心思想,體現了當時人民渴望和平反對掠奪戰爭的意向,而且它也為他的學說和思想的實現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周孝王1年,(西元前440年)墨子約二十九歲,成功的租了止楚國攻打楚宋,這也是他的“非攻”思想在實踐中取得的第一次勝利;周威列王23年,(西元前403年),墨子至齊,阻止了齊太王田和伐魯;周安王9年,(西元前393年)墨子第三次出面阻止魯陽文君攻鄭。西元前439年,墨子獻書給楚惠王,惠王讀過後稱為“良書”,表示雖不能按書上所說的去作,但願意把墨子當作賢人供養起來。墨子認為“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於是辭行。西元前438年,墨子回到魯國,越王來迎,準備拿出封地五百里,請墨子到越國來教導自己。墨子認為,去不去越國,關鍵在於自己的主張和建議能否被接受,而不在於封地和賞賜的多少;如果為了封地和賞賜去越國,那就等於出賣自己的思想和主義,如果是出賣思想和主義,隨處都可以去,何必要到越國呢?

可以說,墨子以他的實際行動實踐了他曾經說過的:“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的人生哲言。他的“非樂”“節用”“節葬”等主張,是對當權貴族“繁飾利樂”和奢侈享樂生活的抗議。在他傳世的僅僅53篇文章中,就有《辭過》、《節用》、《節葬》三篇文章專門論述其節用觀的,他是我國最早系統闡述節用觀的思想家,可以說它就是我國勤儉建國理論的鼻祖了。如果站在今天看過去,它的確是一位偉大而英明的思想家!

由於所留下的史籍太少,墨子的出生年月和當時的國籍至今沒有定論,這已經顯得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已經得到了更大的繼承和發揚。建立節約型社會的宣導,雖然沒有強制性,也沒有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起來,但是,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作為深入國民之心,而且惠及子孫後代的一項倡議,他的意義並不亞于漢武帝當年所實施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義。

墨子學說對當時的思想界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也許是他的學說過於接近平民百姓,因而或多或少的觸犯了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因此也就自然而然的被漫長的封建社會所掩埋,因為有些觀點與儒家學說相對立,在漢朝,被當作異端邪說,差一點遭遇滅頂之災。尤其是他的“節用”觀,與封建地主階級所施行的及時行樂和大肆享用的觀點幾乎格格不入,所以,其思想觀點受到攻擊和阻止就可想而知了。

(三)墨子及其“節用”觀

墨子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為開放文藝最為繁榮,然而政治上卻分崩離析的一段特殊歷史時期。一方面奴隸制度已經開始瓦解,新興的地主階級迅速成長起來,豪強兼併,連年戰爭不斷,經濟消耗嚴重,中下層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另一方面,新興的地主階級激勵擴張土地,擴張勢力,爭奪士客,生活極度奢華鋪張,社會物資消耗無度,僅僅一個孟嘗君門下就有三千多白吃白住不幹活的食客,其他豪強地主就可想而知了;三是厚葬久喪之風極度盛行,消耗人力物力極為嚴重。這種現象我們透過近代所發掘的古燕國都城與墓葬,平山中山王陵墓,以及秦始皇空前絕後的陵墓就可以得到實物的證明(那些規模宏大的墓葬裏面出土了難以數計的、精美絕倫冠絕古今的金、銀、銅、玉、陶質的禮器、酒器、樂器和日常用品);四是由於上述各種原因,人口的急劇減少,尤其是生產人口的猛減,而消費人口卻不斷增加,因此而造成了生產與消耗的極度不平衡。

在這種背景之下,墨子提出“非攻”,“節用”的觀點,無疑是站在了歷史的制高點上,切中時弊,具有現實而深遠的意義。

儘管他的“非攻”“尚賢”,“兼愛”等思想受到了當時封建地主階級的認同和重視,曾經與儒家的儒學被韓非子稱為當時的“顯學”。然而他的“節用”的觀點卻由於嚴重影響並抵觸了地主階級的直接利益,所以就沒有被引起重視。這也難怪,就後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史也沒有將他的“節用”之觀點用於治國之良策。

說到這裏,我們就不得不佩服我們那位偉大的始皇帝了,站在春秋戰國的末期,也許他已經深刻認識到了生產與節用的關係,對於他偉大的事業的深遠意義。他就是採用“商鞅變法”使秦國迅速變的強大起來的。商鞅變法的三大措施中,有兩項就直接關係到社會物質的大生產,整頓田畝,與民生息,從而使他的國家物豐民殷,積累了大量的社會物資,才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去打敗其他五國而統一六合的。可惜的是到了晚期,他和他的後代們反噬其道,以至龐大的帝國在頃刻之間化為烏有,真可謂歷史之悲啊!

墨子在《節用》、《節藏》、《辭過》以及《七患》等文中集中論述了他的“節用”觀。他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總是堅持從實際出發又回到實際中去,從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著手,以衣、食、住、行、用度、喪葬、交媾等於人們密切相關的生活小事件為典例,上溯股聖賢,下追後來的生活,深入分析,認真探討,總結上升為有關國家社稷存亡的大道理。
  
一以民為利的總原則

墨子儘管與儒家思想唱反調,甚至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攻擊,但他卻師出儒門,繼承和發揚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國家以民為重這一點上還是有共同點的。民富則國強,民窮則國衰。人民群眾才是物質財富真正的創造者,只有給人民群眾帶來了利益,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才能夠調動起來,才能夠生產和創造出更為豐富多彩的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反之,則會構成極大的破壞力,與國與民均為不利。

 “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佛為。”(《節用》)。意為聖明的君主,在衡量衣食住行吃穿用度的時候,總是以是否損害老百姓的利益作為衡量標準,如損則止,無損則興。如此之句,在該文中連續出現,每舉一例,則以此語作結。以此語起首,以此語結尾,通篇以此語為中心而設論。墨子列舉了大量春秋戰國以前諸多聖賢君主愛民立過的實事來作為佐證,可見他是以利民與否作為作為他“節用”觀的最高準則的。

墨子在《七患》中說:五穀是百姓賴以生存的糧食,也是君王用以給養的東西。如果百姓沒有了依存的東西,國君也就沒有了給養;百姓沒有了糧食,就不能侍奉國君。所以,糧食不能努力生產,土地不能不努力耕種,用度不能不盡可能的節儉。五穀都豐收了,那麼各種美味都可以讓國君享用,如果五穀不豐收,那麼就什麼也享受不到。

他還進一步說;到了饑饉之年,,大夫以下的官員都要減去俸祿的五分之一;旱年時就減去五分之二;凶年時就減去五分之三;匱年時就減去五分之四;饑年時就沒有俸祿,僅僅供給吃飯而已……

這是在委婉的告訴統治階級,生產與節用的重要性,如果不注重,就會鬧到連自己的吃飯問題都會成問題的地步的!百姓是生產的主力軍,而他們這些統治階層是消費者,百姓利則生產興,反之則衰,生產衰則用度匱,用度則國家亡。

在我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正是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手工業剛剛興起,國家仍然是一個純農業社會,生活用品的攝取仍然依靠耕種土地,因此,農民仍然是生產的主力軍。農民就是社會物質的主要生產者和創造者,也就是說,農民就是國家的根本。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就是損害了國家的根本利益。

後來站在封建繁榮社會巔峰的唐王朝李世民曾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這是一句名言,是對兩千多年封建王朝成敗興衰致原因的高度描述和總結,當傳之千古而波及四海。

二因需而設的生產觀

墨子在《辭過》中說:“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埠而居,穴而處,下濕潤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是說古人不知道建築房屋時,靠近山丘,挖洞來住,地下潮濕而又傷身體,所以,聖明的君主才建造房屋給他們住。

“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制絲麻,布卷以為衣。”意思是說,古人不知道縫製衣服時,披著獸皮,系著草繩,冬天不輕遍不暖和,夏天不輕遍不涼快。聲明的君王認為不合人情,所以教誨婦女,整治絲麻,編制布匹,用來製作衣服。

“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為民食。”意為古人不知道製作飲食時,吃的是果實莖塊,分散居住,所以聖明的君主就教導男人耕耘種植,來生產百姓用以吃用的食物。

 “古之民未知舟車時,任重不移,遠道不致,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是說古人不知道製造車船時,重的擔子不能搬運,遠路不能到達,所以聖明的君主便來製造車船,以方便百姓辦事。

在這裏,墨子告訴我們兩點,一是一切事物的產生都有他的產生的客觀理由;二是由於需要而產生的事物才是合理的。人們之所以製造衣服房屋是因為季節的變化寒暑難抵雨雪風沙難擋,改革飲食是因為人體健康的需要,製作舟車時因為要涉水遠行。這是最樸素也是最基本的需要,是必需的。當然人的欲望是無邊無際的,所以需要也就可以無邊無際。但是,除基本的需要之外更高更遠的需要就是奢侈浪費了,它不是必需的,是可有可無的,在古代凡是聖王明君是反對的。

如果消費與人口、資源以及現實生活的基礎基本相符,則不會出大的問題;如果消費超出了人口、資源以及任夢的現實生活基礎就一定會出問題。這就是墨子要告訴我們的基本道理。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在內大興土木修築宮殿,生活極端豪華奢侈,在宮外修築長城致使大批民工移勞工地,生產人口嚴重不足,所生產的社會物資與社會所消耗的物資嚴重不平衡,致使強大的秦帝國僅僅存活二十來年便土崩瓦解。中國有著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史,如此之事例比比皆是,時而興時而衰,如果深究起來,也不會逃脫此理的。

“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車輪鄆匏,陶冶梓匠,是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佛也。”意為凡是所生產的器物用具足以供給百姓使用就可以了,各種增加的費用若不能夠增加百姓的利益,聖明的君主是不會去做的。

生產的目的是因為現實生活的需要。那些超出現實生活需要的生產就是浪費資源了。墨子在其《節葬》一文中對當時流行的厚葬久喪的風氣從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刻地分析和批駁,深刻地指出,厚葬久喪于國於民都只能由百害而無一利。為厚葬久喪所所進行的一切勞動和大量物資的消耗就是一種超出現實生活需要生產和消耗。無論是現實生活所需要的還是現實生活所不需要的,凡是生產必然要消耗資源的,而資源總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資源而為了那些無限的現實生活根本就不需要的事情去生產,的的確確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人類社會應該群起而制止才對。

當然人的需要是和人的欲望密切相關的。常言道欲望無止境,說的是對知識、人類的無知領域以及人類所追求的事業,而並不是對物質享受方面的無止境的追求。在這個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人敢肯定地說對於物質享受無止境的追求會給人類帶來好處的,絕對沒有。

三以適為度的消費觀

 “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欲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墨子辭過》)
修建房子是為了生活的方便,而不是觀賞和享用;製作衣服是為了身體的方便,而不是為了顯奇示怪。這就是墨子對於消費的度的把握。

對於飲食他說:“能夠充饑增氣,強健身體,耳聰目明就可以了……”

對於衣服他說:“冬天穿天青、紅青色的衣服,又輕便又暖和,夏天穿葛布衣服,又輕便又涼爽,就可以了……”

對於車船他說:“古代聖明的君主是因為大河深谷不能渡過,路途遙遠不能到達,於是製造車船足以行駛就可以了……”

對於喪葬他說:“衣服三件,足以讓屍體腐爛在裏面;棺木三寸,足以讓屍骨朽爛在裏面;墓穴,深不要達到地下水,屍體腐臭的氣味不散發出來就可以了。死人已經埋葬,活著的人就沒有必要再長久的哀喪……”

“辭”者,謝絕杜絕之意,而“過”者,就是過錯的意思,在這裏作為過度來理解比較合適。在《辭過》中,他列舉了當時的封建統治者在吃、穿、用度上大講排場極度奢侈豪華的場面,深刻地指出了由此而引起的上行下效,敗壞了民風,消耗了國家,最後導致國家的滅亡。從而提出了他“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瞻也。”的節用之觀點。

節用並不是不用,而用也不能夠太過於奢侈,這就有了一個度的把握的問題。需要和適度就是墨子所追求的節用的尺度。一切的吃穿用度只要滿足人們生產生活的基本需要的就可以了,超出基本需要甚至於超出很遠,那就是奢侈和浪費了。必定會引來生產和消費的不平衡,就會造成物資匱乏,引起國亂的。

在談到統治者蓄妾養妻的問題時,他說:“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意思是說自然的規律是無法更改的,即就是再聖明的君主都無法改變。所謂水滿則溢,月盈則虧,節用也是符合自然規律的用度之法。

有一篇報導在評論成都人對汽車的消費觀念時說,汽車嘛就是代步的工具而已,其基本的作用就是代人行步,所以就沒有必要買那麼昂貴的,五萬元的汽車和五十萬五百萬的汽車在代步這一基本功用上是一樣的。中國人很講究面子,要買汽車就一定要買昂貴,即就是貸款也要買高規格的,因為它代表身份和地位。我們這種掙死牛摔破車的面子觀,就促使很多人去超現實的消費。在中國,企業破產、工人下崗,然而老闆卻賓士奧迪、鮑魚XO的現象遍地皆是。國家行政事業公務接待何嘗不是如此,這也是老百姓始終無法改變,對行政官員有看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據有關報導,在中國僅一年的公務車消費就達8000多億元,它是全國農業全年產值的將近3倍多。而在日本,除了中央級別的官員以外,其他的公務員都是乘坐公共交通的。這一方面與他們國家的交通擁擠私家車的擁有量有關,但是更多的卻是與他們國家宣導的清苦生活風尚有關。

墨子因須設用,平衡消費的觀點,對於中國今天的現實生活無疑有著巨大而深遠的意義。

(四)日本之與李世民

沒有去過日本,只是在影視作品和文藝作品裏多多少少的有了些瞭解,知道了這個島國的人民崇尚禪道,生活儉樸,勤奮精進。

60多年前的那場日中戰爭,給兩國人民都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以至到百年以後留給兩國人民內心深處的傷痕也難以癒合。戰爭是人人都痛恨的,但是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彈丸小島國,發動那麼大規模戰爭的能力不得不令人嘆服。戰爭帶給雙方的不僅僅是內心的創傷,更直接的則是對於國內能源的巨大消耗。一場戰爭可以催跨一個國家的以至於讓他幾十年甚至於上百年不能夠恢復元氣。然而在日本不是這樣的,它僅僅用了不到二十年,就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而且一直保持到現在,這相對于它的人口資源來說簡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然而事實就事實,誰也不能否認。我們只能對它的文化傳統作深入地思考,因為無論物質世界怎樣的發展,意識形態總是它不可缺少的原動力。

無疑,日本以她敞開的胸懷來擁抱世界。他向美國學習軍事,向歐洲學習科技,向中國學習文化,然後把它雜糅起來加以吸收利用,從而使自己變得強大起來。郁達夫先生在他的《日本的文化生活》一文中曾經做過這樣的描寫:“刻苦精進,原是日本一般國民生活的傾向,但是另一方面哩,大和民族,卻也並不是不曉得享樂的野蠻原始人。不過他們的享樂,他們的文化生活,不喜鋪張,無傷大體;能在清淡中出奇趣,簡易裏寓深意……”

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日本刻苦精進生活儉樸的基本民族文化內涵。開放的胸懷再加上刻苦精進的民族精神,它發展的速度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不難理解了。我們並沒有去過日本,但是我們從日本人清淡的生活作風中也可以體會到這一點的。即使成為世界第二富國的日本人依然過著清單簡樸的生活,並不是不喜歡享受不懂的享樂,而是這種傳統民族精神有著他深刻現實背景,那就是資源的短缺。正是這種現實的背景是他們有著一種深深的憂患意識,從而成就了他們刻苦精進的民族精神。

東方文化的發祥地在中國,日本文明的源頭也在中國,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然而他們卻能夠取長補短充實自己發展自己,而我們這個東方文明的發祥地,卻駕著歷史的戰車走一陣跑一陣又退一陣,一波三折,躑躅前行。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還是處在一種半封建半奴隸的社會形態,一場改革不僅在社會制度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思想意識領域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而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仍然來自中國,在此之前,中國一直是他們學習的榜樣。

日本一年創造的生產總值超越了中國很多,而它的面積卻只有中國的二十分之一,人口僅僅是十分之一。世界上跑的汽車十輛之中就有三輛來自日本,電子產品遍佈全球,可他們依然很好的保持著刻苦精進的精神,實在是值得我們去向他們學習的。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其上至政府高官企業管理者,下至平民老百姓都在過著儉樸清淡的生活,始終保持著警鐘長鳴,而我們這些資源相對貧乏的發展中國家的國民就更沒有理由去鋪張浪費了。

其實,在我國封建歷史上也有過諸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幾個社會的全盛時期,然而在這些全盛時期的的封建君主們,卻都是厲行節約,勵精圖治的。以唐太宗李世民最為有名。吳兢在《上貞觀政要表》中曾盛讚當時的社會說:“……自況孤兒來,未有如此之盛者也。隨唐堯、虞舜、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漢之文景,皆所不逮也。”

足以見當時的唐王朝繁盛狀況,後來歷史曾用“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來形容當時的社會安定形勢。可李世民卻說:“至如雕鏤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也。”他的飲食非常的簡樸,曾經多次拒絕大臣們提出的為他修建宮殿的建議,說:“把宮殿樓宇修建的又高又大又豪華,到處去游賞園林池台,這時是帝王所希望的,而為百姓所不希望。帝王希望的是放逸享樂,百姓所不希望的是勞苦耗財……上邊有所喜好,下邊必然做得厲害,大家爭相無限制的放縱淫逸,很快就會導致滅亡。”

可以說它也是我國歷史上勵精圖治勤儉建國的典範了。而在唐朝,日本派往中國長安的留學生是最多的。


(五)墨子給我們的幾點啟示

據統計,春秋戰國初期中國的總人口只有2000萬(相當於現在我國一個小省的人口),而現在我國人口突破14億。墨子離開這個世界已經有2480多年了,然而在今天,地球人口已經突破60億(科學家的測算,地球所承載的人口是50億),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資源卻逐年在減少,建立一個資源節約型的社會對於人類的今天來說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對於佔有世界人口三分之一而國土面積只佔有世界十分之一的中國來說,就更顯得迫在眉睫了。
   
啟示一:憂患興國儲物備國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於慮,而後作;征于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也。”這是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孟子說過的一段話,是說為國事者當處處為國著想,時刻警醒,衰而思興,興而慮衰,這樣才能夠是國家保持長久的興旺平安。其中“生於憂患,死于安樂”一句已成為婦孺皆知的至理名言,曾經激勵過無數的仁人志士自警自勵以某國是。

其實,在我國民間,即使最平常的老百姓也知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道理。憂患意識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潛意識,沒有哪一個正常人沒有憂患意識的,然而難得是一生都具有憂患意識,尤其是在事事順利興旺發達之事也具有憂患意識就更難得了。所以墨子說:“古者明王聖者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悔世而不倦。”官做得越大,管理的地方和人口就越多,所要考慮的事情也就越繁雜,所以也就越要時刻警醒,終身不滿足,臨死都還不厭倦,這才是聖賢之君所作所為。

墨子在《七患》中列舉了有關國家興衰成敗的七種憂患,說:“倉庫裏沒有儲備的糧食,就不能對付饑荒之年;兵庫裏沒有儲備的武器,既是為了正義,去討伐非正義也是無能力的;城郭修築不完備,就不能自衛;內心沒有細密的思考,就不能應付突發事變。”認為作為一個國家必須要有足夠的物資儲備,人們的心裏也必須要有防患意識,這樣才能夠做到有備而無患。

人為之害不能不防,自然之害更不能不防。人為之害是由於人們做事草率馬虎違返自然規律所造成的,只要人們做事處處小心深謀遠慮,事事為民利著想,則人為之害就完全可以避免。從今天的現實裏看,有時候有些自然之害也來自人為之害,就如我們對植被的破壞舊會引起洪水的氾濫、氣候的變化、甚至與地震的發生。“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如果我們沒有很深的憂患意識,即使再聖明的君主也是無法阻擋自然災害的發生的。所以說,“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
   
啟示二:以上示下教誨於民

節用思想,在於它能夠全社會形成一種良好的風尚並付諸實施,否則就是空話一句,而在全社會形成一種風尚也並不是由哪幾個人喊幾句口號就可以解決問題的事情,一種風尚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完成的了的。它需要全社會的所有成員都去瞭解、去認識、直到最後自覺地接受。尤其是這樣一種以控制人的欲望而才能夠達到目的的活動,再加上傳統思想文化中一些諸如面子觀身份觀地位觀等不利因素的影響,要讓人們去自覺地遵守,是有一定難度的。

對於一個國家它的所有的國民都在看著國君的行為,在一個縣裏,全縣群眾的眼睛都在看著縣官的行動,而在一個村子裏面,全村人的眼睛都在盯著村長和長者的行動。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就說:“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之而下亂者!”

墨子在談到當時諸侯各國君王在飲食方面奢侈浪費時說:“大國國君堆放上百個餐器,小國國君也要堆放上十個餐器,占滿面前一丈見方的地方,眼睛不能全部看到,手不能全部撿到,口不能全部嘗到。冬天,剩餘的食物會寒冷而凝固,夏天會腐爛變壞。國君如此飲食,手下的人必定爭相效仿……”

不僅飲食如此,穿戴乘車,一切用度都是如此。這樣下去的話,節儉用度的好風尚是絕對不能夠形成的。所以,一種好風尚的形成一定是要自上而下的展開,方能夠最終成功。

民間有上樑不正下樑歪的說法,小到一個家庭,大到一個國家,不僅僅是一種風尚的提倡,其他諸如言、行、德、教、法等等行為,都是如此。

現在老百姓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諺語,說為啥黨風如此懷?原因都在主席臺。這種說法不一定準確,但卻有它的道理。我們現在的有些領導的做法的確讓老百姓疑惑。只要站在主席臺上,總是要講,要做廉政的典範要做愛民的典範要做守法的典範要做借鑒節儉典範等等,然而他們確實是怎樣做的?一個人下鄉檢查工作,隨員幾十人,汽車幾十輛,地方官員幾十裏之外等候迎接,前呼後擁,警車開道,鬧得真是雞犬不鳴。更有甚者,把正在上課的小學生也叫出來,敲鑼打鼓,夾道歡迎。住一晚賓館幾千元,吃一桌飯幾萬元,坐一輛車幾十萬乃至上百萬,而中國大部分地方的老百姓還在為了孩子的幾千元的上學費而四處奔波。還有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還在饑餓中掙扎。
   
啟示三消費平衡物豐國富

我們平常說,國泰民安,其實應該把它反過來說才對,是民安國泰,民安則國泰。民以食為天,吃穿用度豐則民安,吃穿用度匱則民亂,民亂則國衰,自古如此。

所以墨子說,五穀是百姓賴以生存的的糧食,也是國家給養的東西。如果百姓沒有了給養的東西,那麼國家也就沒有了給養的東西。所以,糧食不能努力生產,土地不能努力耕種,用度不能不儘量節儉。一個國家所生產的物質資料總是有限的,如果合理消費,節儉用度,總是會有多餘的物資儲存起來以備國難;如果消費奢侈,浪費嚴重,就會出現物資匱乏的現象,國家的有限資源就會得到過渡的開採,那樣是會給國家帶來災難的,這就是墨子傳達給我們的資訊。儘管時隔千年,今日的世界已經是一個物資大融合的時代,全球共用是一個顯著特徵,但是墨子的提醒對於全球人民來說也具有偉大的意義,對於我們這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的國家來說,就更具有其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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