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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是怎樣介紹墨子學說的

 陸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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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研究墨子、墨家的成果集中於《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是我國近代以來第一部運用西方哲學觀點和方法系統闡述中國古代哲學的著作。在該書中,胡適以實用主義哲學的眼光敍述和評判墨子學說。

胡適分墨子學說為三部分:墨子的哲學方法、三表法、墨子的宗教。由墨子生於魯國,正逢儒家學說盛行之時,胡適斷言墨學與儒學有關聯,墨學的許多觀點是對抗和批評儒家的產物,在介紹墨子時,有意於儒墨對比。

在胡適看來,“儒墨兩家根本上不同之處,在於兩家哲學的方法不同,在於兩家的邏輯不同(”《中國哲學史大綱墨子關於“墨子的哲學方法”,胡適認為儒家追究目的、結論,探討是“什麼”;墨子追究方法、原因,探討“怎樣”“、為什麼”。而墨子所探尋的原因、為什麼,就是事物所具備的效用:“墨子以為無論何種事物、制度、學說、觀念,都有一個‘為什麼’。換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個用處”(同上)。

這樣,墨子哲學的方法便是“應用主義”或曰“實利主義”的。但,墨子的“用”和“利”又不是常人誤解的“財用”和“財利”,是指有用於、有利於“改良人
生的行為”“、增進人生的行為(”同上)。關於“三表法”,胡適認為它是墨子的“論證法”,是“邏輯”的應用。三表之中,“實際應用”,即“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是最後一表,最受墨子重視。

三表弊于忽視事物的長遠價值,囿於耳目聞見,尤其是平常人的所見所聞;三表的貢獻在於注重效用,注重歷史的、現在的、將來的經驗,而經驗是科學之根本、效用是驗證“好”和“善”的標准。

關於“墨子的宗教”,胡適認為墨子是創教的教主,兼愛、非攻、尚賢、尚同、非樂、非命、節用、節葬、天志、明鬼等均是“墨教”的信條。其中,天志是墨教的根本和起點,尚同是墨教的終點,“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

至於墨教諸條在墨子學說中的地位,胡適說,墨子的哲學方法和三表法是“墨子學說的根本觀念”,上面所列的信條“都是這根本觀念的應用”(《中國哲學史大綱墨子》)在闡述墨子學說的上述內容之後,胡適對墨子學說作了總體評價,並分析了墨子由哲人變成“教主”的緣由:“‘墨教,的教條,在哲學史上,本來沒有什麼重要。

依哲學史的眼光看來”,這些信條“都是墨學的枝葉。墨學的哲學的根本觀念,只是前兩章所講的方法(即墨子的哲學方法和三表法引者注)墨子在哲學史上的重要,只在於他的‘應用主義’。他處處把人生行為上的應用,作為一切是非善惡的標準兼愛、非攻、節用、非樂、節葬、非命都不過是幾種特別的應用。

他又知道天下能真知道‘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不過是少數人。其餘的人,都只顧眼前的小利,都只‘明小物而不明大物’。所以他主張一種‘賢人政治’,要使人‘上同而不下比’他又恐怕這還不夠,他又是一個很有宗教根性的人,所以主張把‘天的意志作為‘天下之明法’,要使天下的人都‘上同於天,。因此哲學家的墨子便變成墨教的教主了(”同上)。

由於胡適斷定《經》上下與《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為所謂惠施、公孫龍時代的“別墨”所作,且統稱這六篇為《墨辯》。胡適於《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另有“別墨”篇(即第八篇)專論此六篇文章裏的認識論和邏輯學思想,高度評價“《墨辯》六篇乃是中國古代第一奇書”,肯定墨家名學(即邏輯學)在世界和中國邏輯史上的重要地位,兼及墨家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參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別墨》)。我們從胡適對《墨辯》的評價,不難看出他對墨子《經》上下(我們認為《經》上下為墨子自著)的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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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 -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者、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兼愛,胡適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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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很喜歡“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安徽績溪上莊村人,現代著名學者。父親是胡傳,字鐵花,官至臺灣台東直隸州知州,後因乙未戰爭離台。母親馮順弟。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于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于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考試,同年夏天回國。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為學者他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他曾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大文學院院長、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臺北南港)院長等職。胡適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征”的治學方法。

思想與學術

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其終生服膺實驗主義(杜威式的實證主義)(pragmatism)哲學。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胡適很喜歡“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墨子不曾見到戰國名將吳起的死——吳起死時,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學已是一種宗教。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新文化運動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給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卻因此造成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等論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鄭振鐸語)。1919年三月,守舊派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文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 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

第一個用白話寫作獨幕劇《終身大事》,確立了現代話劇的新形式。劇情裏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離家出走。這是受易蔔生《玩偶之家》的影響。

他的小說《一個問題》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個流派“問題小說”,“問題小說”的代表作家有葉聖陶、羅家倫、楊振聲、冰心等。

哲學研究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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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與柏拉圖:中西文明的不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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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王權專制主義與古希臘的民主制都有一個歷史的演進過程。中西兩大文明系統的不同之處,最初在於它們所植根的自然環境有著天然的本質區別。這種觀點雖然有著“環境決定論”的色彩,但是,我們不得不說,越是處於人類的遠古時期,自然環境對於人類文明的影響就越大。從墨子與柏拉圖所勾畫的不同“理想國”中,我們分明看出,中西文明分屬人類文明的兩極,它們所遭遇到的“煩惱”,其實能夠從文明的另一個極找到答案。他們互相實踐著他們所“憧憬”的完全不同的生活,雖然他們都生活在自己的困局之中。

也許,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模式。


歷史上的西方人曾經對中華文明奉若神明,渴望變革自己的文明模式,他們最終獲得了成功,並且根本性地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進程;1840年以來,中國人在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中,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從中發展到對自己的文明模式感到懷疑,渴望在變革中實現超越。

中國人幾乎是被迫向西方學習的。今天的中國人,汲取了西方文明發展的優秀成果,而且並沒有出現像上個世紀的中國先輩所憂慮的那種“全盤西化”的局面。中國人同時運用他們傳統的智慧和現代世界文明中所蘊含的智慧,實現了超常規的崛起,中國文明優越性的一面再次令西方人刮目相看。

然而,中國文明的“劣根性”並沒有消失,而且還有借中國崛起的機遇再次“發揚光大”的可能。因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否則,中國崛起的一切成果同樣會在傳統糟粕的沉渣泛起中再次淹沒。

人類各民族文明的發展只有相互競爭的過程,沒有一種終極意義上的競爭的終點。在此過程中,中西文明如兩個相鄰的夥伴,相互守望著。

 古希臘文明之所以能夠孕育出人類最早的民主思想,雖然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但與中國文明相對的幾大因素卻是至關重要的。這就是與中國大陸文明、農業文明、宗法文明相對應的海洋文明、工商文明與城邦文明共同推動了古希臘人成功地脫離了母體文明的堅硬外殼,最終成長為一個“健康的小孩”。

關於孕育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我曾在《大陸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農業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宗法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等系列文章中作了論述,本文不再細述。

發達的海洋文明、工商文明與城邦文明

希臘文明最早起源於愛琴海地區,它包括希臘半島、愛琴海諸島和小亞細亞半島西岸,位扼歐、亞、非三洲交通的要衝。地理環境的特色為地少山多、海岸曲折、島嶼密佈,有溫和的地中海氣候,冬雨夏爽適合橄欖、葡萄生長,發達的航海業便於和東方先進文明取得聯繫。克里特島橫列在北非和希臘之間,西元前3000年已向青銅文化過渡。西元前20世紀已合併奴隸制小國,建立以克諾斯為首都的統一王朝。當時首都即有人口10萬,農業、工商業和航海貿易相當發達,同埃及、小亞、希臘半島已有頻繁的經濟與文化交往。王朝擁有強大的造船業和艦隊,獲有海上霸權,其勢力範圍東自小亞,西至南義大利。

到西元前6世紀末,希臘部落組織逐漸讓位於城邦,其他社會等級起來向貴族階層發起挑戰,工商業開始發揮重大作用,希臘殖民地遍佈整個地中海沿岸一帶。造成這些變化的一個基本因素源於希臘地區的地理特點。希臘地區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沒有如中國、印度、中東那樣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廣闊的平原,只有連綿不絕的山脈,這不僅限制了農業文明的發展,而且將農村地區分隔成了若干互不相連的小塊。由於土地上很難產生人們生存所必需的農業產品,各小塊間也不像中國那樣互相攻伐以佔有更多的土地而獲得更多的生存機會。因而,希臘沒有那種中國式的地理政治中心。許多小城邦就是這樣形成的,彼此較為隔絕,而又生機勃勃地獨立存在著。

開始時,這些城邦主要靠自給型農業、放牧和捕魚為生,但到西元前8世紀初,這種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由於人口壓力而遭到破壞。渴望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到海上去當海盜、商人或是殖民者。到西元前5世紀時,包括黑海在內的整個地中海地區環布著繁盛的希臘殖民地,這些殖民地成為與母邦一模一樣的海外城邦。殖民地的建立引起一個最後改變整個希臘世界的連鎖反應。殖民地用船把把以穀物為主的各種原材料運到人口過剩的希臘本土,作為回報,得到酒、橄欖油和諸如布和陶器之類的製成品。這種貿易使希臘本國的經濟急速發展起來。

西元前8世紀中葉從小亞到希臘半島已星羅棋佈地建立了408年城邦。城邦原由衛城發展而來,是以一個城市或大村鎮為中心、有獨立主權的奴隸制小國,最大的城邦其巴達國勢最盛時領土面積也不過8400平方公里,雅典城邦面積只有2556平方公里。多山隔絕、海陸地形分割的地理條件,這些因素都使希臘城邦沒有統一的專制王權。諸城邦各自獨立,是多中心的,但互相之間又有密切的經濟聯繫和民族文化的統一性。由於希臘城邦的奴隸制是小規模的、分散型的,因而更需要加強各城邦之間以及同外部世界的工商貿易。由於有著得天獨厚的航海條件,商品經濟得到了充分發展。希臘各城邦雖有不同政制,但公民皆可參加公民大會,有相對較多的政治權利。這類政治經濟條件使希臘人有較為開闊的視野、活躍的心智,並能較快、較好地吸收東方文明成果,來創造自身的新文化,從而為希臘古典文明奠定了社會基礎。

雅典民主制的興衰

從西元前5世紀至西元前4世紀中葉的希臘古典文明,是西歐古典文化首次全面鼎盛、奠定根基的時代。科學啟蒙思想的清風先在小亞和南義大利的殖民城邦出現,而後在以雅典為中心的希臘本土擴展開來。希臘城邦的發展是多中心、多樣態、不平衡的。小亞諸城邦較少氏族血緣制的歷史羈絆,工商業發達,又較多直面接觸東方的埃及文明和巴比倫文明。從總體上說,當時希臘眾多城邦是有獨立主權、分散自治的,它們採取各種擺脫胞族血緣建制的不同制度,大多有議事會、民眾大會和軍事首長的建制,雖然也有相互之間的征伐稱霸和軍事同盟,但並沒有形成中國式的統一的王權。崛起的雅典,逐步建立、完善工商奴隸主和自由民為社會基礎的民主制度,成為大力推進希臘古典文明的中心。

雅典位於希臘半島南部的阿提卡地區,土壤貧瘠,先民引進橄欖、葡萄種植技術,農業才有發展,它還擁有礦藏和良港等。在邁錫尼文明時期,雅典曾是小王國,多立斯人入侵後雅典被滅絕。傳說中的英雄人物提修斯的改革,應當是在荷馬時期重建國家和立法,它以協定而非征服的方式聯合各村社,建立中央議事會,跨出摧毀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它又將公民分為貴族、農民和手工業者三個等級,他們都可參加公民大會,但只有貴族能當官掌權。雅典一度保留國王名義,王權逐漸被廢黜,實權由貴族執政官壟斷。至西元前7世紀末葉,貴族和平民的鬥爭十分尖銳。經過傑出政治家梭倫所領導的改革運動,明確了以私有財產規定公民權利與義務,打擊了氏族貴族勢力。

雅典的政治改革在貴族寡頭派和平民民主派的反復較量中前進。西元前506年選任首席執政官的克利斯提尼,又實行摧毀氏族貴族反抗的較為徹底的政制改革,廢除4個血緣部落,代之以10個新選區,消除氏族關係殘餘;由10選區抽籤選舉產生五百人議事會和十執政官,所有公民都可擔任,擴大了民主;由各選區選舉組成十將軍委員會,軍事執政官為首席將軍;實行“貝殼流放法”,公民大會每年以貝殼投票方式,決定將危害民主與國家安全的人流放國外10年。克利斯提尼被稱為雅典民主制之父。到了伯裏克利時代,希臘民主制達到了極盛。

民主制是希臘城邦奴隸制所創造的一種嶄新的政治形式,代表工商奴隸主和小農、手工業者、自由民的利益。它能給民眾帶來較多的政治權利和較大的社會公共活動空間,極大地促進了科學文化的繁榮。然而,雅典民主制只是人類民主制發展的初級形式,其自身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如民主的範圍不包括奴隸與外邦人,婦女沒有參政權。直接民主和多數裁定的原則顯然是進步的制度,但是缺乏輔之以有關法律的保障,也沒有言論與信仰自由原則和關於公職人員素質的規定,民眾易受情緒支配而產生隨意性,所以才會諸如蘇格拉底被決死的冤案。這種民主制會因“多數暴政”而蛻化變質。

西元前431年至西元前404年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是希臘古典文明由盛趨衰的轉捩點。戰爭使雅典在政治上與經濟地位上一蹶不振。這場戰爭激化了希臘城邦奴隸制的各種內在矛盾,此後在半個多世紀因兩極分化和不斷的黨派鬥爭、城邦之間的戰爭而衰落,最終被大規模的帝國集權型奴隸制所取代。雅典經過短暫的寡頭政制和三十僭主政制後,雖然恢復了民主政制形式,但它已喪失了原有的社會基礎。原由國家供養的兩萬自由民已成為不屑勞動的窮光蛋,民主政治變質為政客弄權的工具,對重振城邦已無回天之力。戰爭的後果造成全希臘的政治秩序、精神生活和道德價值陷入了極大的混亂與危機。

中國式的王權專制主義文化建立在大陸文明、農業文明與宗法文明基礎之上,其目的是為了滿足少數貴族奢侈的生活需求。因而,貴族文化代言了王權專制主義的利益需求。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王權專制主義走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戰亂頻發,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深刻洞悉中國社會問題之根本的墨子,試圖以代表平民利益的思想改造中國社會,但他面臨的“敵人”卻是無比強大的,他既要衝破中華民族母體文明中如血緣關係下的宗法制等堅硬的外殼,還要整體面對孕育中國文明的各種“基因”的影響。貴族無休止的佔有欲是導致社會混亂的根源,只要王權專制主義存在於中國的土壤之上,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矛盾就永遠也無法得到真正的調和。因而,墨子多麼渴望那些“王公大人”能夠以“兼愛”的思想建立一種民主、平等、競爭的社會制度,從而徹底地解決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

由於自然資源相對匱乏,古希臘人很早就有了“世界性”眼光。他們將海洋作為征服世界的工具,以海外貿易為手段,在繁榮經濟的同時,促進了科學文化的發展。在海洋文明、工商文明、城邦文明的共同推動下,母體文明中血緣關係等堅硬的外殼漸漸軟化消退,王權專制主義逐漸瓦解,民主制不斷發展起來。民主制的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人們可以相對自由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可以相對民主地使用政治權利,但被過度濫用的民主權利,則有可能造成多數人的“暴政”,社會同樣也會陷入混亂之中。連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也最終死於這樣一種被濫用的民主權杖之下。所有這些不得不令柏拉圖感到困惑。那麼,如何建立一種新的穩定的秩序?

中西早期文明所遭遇的亂局是根本不同的,甚至是互逆的。然而,文明的單一性不可能讓一個民族同時擁有兩種完全不同乃至相反的文化。仿佛在同一個廣場上,不可能同時播放兩種不同完全不同的聲音。

選擇即差異,選擇即命運。自古以來,中西文明就這樣在差異中相互守望著。

墨子與柏拉圖的“理想國”是無法得以實行的,理想與幻想之間本來不過一步之遙而已,但毋庸置疑地,那些思想都代表著他們對於人類靈魂的一種守望。

 

本文史料引自以下書目:

《全球通史上冊》([美]斯塔夫裏阿諾斯著,吳象嬰等譯,88-9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西歐文明上冊》(姚介厚、李鵬程、楊深著,20-34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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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有哪些立法和司法主張

 陸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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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重視法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重視法律在治理國家、為民謀利和制約君主方面的作用,因而也重視法律的制定和執行,即立法和司法。據段秋關先生研究,墨子以“愛人利人”為標準,提出了四項立法和司法主張(參見楊鶴皋主編《中國法律思想史墨家的法律思想》,北京大學出版社,年月版)。

一、法律必須以“為萬民興利除害”為目的。墨子之“利”,指維持或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物質利益,從法律觀的角度理解,含有保障物質利益的權益、權利的意思。墨子處處言“天下皆得其利(”《尚賢中》)“,國家百姓之利”“,天鬼百姓之利(”《尚賢下》)“,為萬民興利除害(”《尚同中,強調公利、眾利,反對害人自利。

為此,墨子用“利”定義“義”:“義,利也”(《經上》),不僅要求立法“利民”“: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非樂》),而且要求執法“利民”:“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

二、法律應維護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墨子認為“為民興利”的主要表現,就是以法律政令確認和維護勞動者的生存、財產所有和參加政治的權利。關於生存權利。墨子反對統治者搜刮民財和奢侈淫佚,以為政治的首要任務就是解決“民饑”、“民寒”和“不得息”這三大患禍,使民眾獲得生存的權利。一方面,墨子借用“天志”論證生存權利的神聖不可侵犯:“今天下無大小之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法儀》);另一方面,墨子用人“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非樂上,論證勞動是人類生存的根本,是物質財富的源泉,“賴其力者”的生存權利應受到維護。

關於財產的私有權利。墨子以為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堅決反對非法佔有別人的勞動果實,要求用法律制裁這種“不義”行為。他說“:不義”是“虧人自利”“,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非攻上》)。由於墨子對侵犯財產權的行為特別憤慨,他主張嚴刑重罰,甚至提出過“殺盜人,非殺人也(”《小取這樣的命題。

關於“農與工肆之人”參與政治的權利。墨子反對西周以來的“世卿世祿”宗法制度,主張“尚賢”,選任“賢者”來治理國政。他說:“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尚賢上》)“;不党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尚賢中》)。這些,表達了平民參加政權和提高社會地位的強烈要求。

三、君主集權的法制統一觀點。墨子把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寄托于天子和賢者的身上。首先,墨子以為“義”是由最能理解“天志”的“貴且知者”制定和頒佈的:“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天志中》);天子由天選定,是天下最“賢”的人,立法和司法大權也只能歸於“天子”。

其次,墨子以為天子、三公等等是依賢能的等級而選擇的,天下的人必須絕對服從他們:“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尚同中》)。再次,墨子主張君主有最高的立法、司法權,亦強調“明法”“、慎刑”“: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尚同中》)。

四、處理國家關係的準則。墨子希望以相愛、互利、平等的原則處理各諸侯國之間的關係。首先,墨子以為各國應該有對等的“愛”,這樣,才能消除敵視、掠奪和攻佔,達致睦鄰友好,和平相處。其次,墨子以為各國應彼此承認和尊重對方的利益,做到“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兼愛下》)“,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兼愛上。再次,墨子以為國與國之間應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不僅不相攻:“處大國不攻小國”(《天志上》),而且還應禮尚往來“: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諸侯之冤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天志中》)。

在墨子的上述主張中,既有樸素的平等觀念,又有尊君集權的專制傾向;既反對宗法等級制,又提倡新的官僚等級;既要求法律承認並維護勞動民眾的政治和經濟權益,又把立法和司法權歸於君主個人,寄希望於明君賢臣。這些,典型地反映了小生產者的思想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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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獨愛墨子

 李興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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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00多年前的先秦諸子群星中,有一顆光耀河漢閃亮奪目的明星,他就是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邏輯學家墨子。當孔子汲汲於復古,老子醉心于逃避,諸子甘當于帝王師之時,墨子卻腳踏現實的土地勇敢地建設著理想的未來社會。在他肩負的旗幟上赫然寫著至今仍是全人類的普世價值和共同努力奮鬥的目標——科學、和平、平等、博愛。

我愛墨子崇尚科學。墨子和弟子是經驗家、技術家、工匠、大匠師和科學理論家。墨子巧制會飛的木鷹,並應用“乘之以窺宋城”的軍事偵察。如今我們有了飛機、太空船等航空航天器,墨子的木鷹似乎不值一提,然而在2500多年前的古代,這應該是一個了不起的技術成果。除此,墨者“凡天下群百工,輪車(車工)、革炮(柔革工)、陶冶(制陶冶金工)、梓匠(木工),使各從事其所能。”從事各種工匠技藝,縫紉、刺繡、制鞋、治金、造鎧甲、建築、木工等。

他們從事生產、教學和研究,總結出數學、幾何、物理、力學、光學等科學理論,特別是在光學,以及幾何中方、圓、點、線、垂直、水準、圖形訪等值變易等理論都達到一定水準,並研製了廣桔槔、轆轤、車梯的新技術。為創造人類文明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我愛墨子熱愛和平。春秋末到戰國初,齊、魯、越、楚四大國對壘,“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兼併。”戰爭與和平長期困擾著人們的心靈。墨子渴求和平,他為和平而到處奔走呼號。當聽到楚王決定攻打宋國的消息後,他從魯國出發,走了十天十夜,趕到楚國都城郢,說服公輸般和楚王停止攻宋。當聽到楚國要攻打鄭國,墨子又奔赴楚國遊說楚陽文君放棄攻鄭的打算。一場即將爆發的攻伐掠奪鄭國的血腥戰爭化為烏有。

在北方,墨子仍宣傳他的“非攻”的思想,從事止齊攻魯,止齊攻衛的活動。由於墨子反對攻伐,酷愛和平的苦心,從而制止了諸侯發動不義之戰。墨子在反對攻伐掠奪,為和平奔走呼號的同時,也積極主張小國弱國民眾以大無畏的勇敢精神和機智巧妙的計謀韜略來進行防禦戰爭,以積極防禦對付非正義的攻伐掠奪的攻伐掠奪戰爭。

我愛墨子主張平等。墨子的學說,代表了平民的利益,尖銳批判不顧百姓疾苦只顧自己享樂的統治者,喊出了平民的心聲。他常說老百姓有三個最大的憂患,即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而王公貴族卻要暴奪民食民衣之財,過著驕侈淫逸的生活。墨子主張平等,“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不辨貧富,貴賤,遠邇,親疏”,只考慮智能的高低,“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打破傳統的官民界限,以能力作為任用的標準。

這在當時是一種非常大膽的獨創觀點,這種理論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強烈參政願望及其主體意識的萌生。墨子還主張“上不通情”即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他關於資訊社會的理想,在今天也是有積極意義的。“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聖明的君王應如集腋成裘那樣,聽取不同意見。聽取意見時只看它是否合乎道理,而不是看它與自己的意見是否相合。

指出“善議障塞,則國危矣。”堵塞言路,好的意見不能表達出來,國家就要危亡了。“一目之視,不若二目之視;一耳之聽,不若二耳之聽;二手之操,不若二手之強。”主張充分調動民眾的積極性,以彌補自己的不足。這是墨子思想中民主性的精華。墨子還主張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墨者鉅子腹(黃享)說:“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他的獨生子殺了人,腹(黃享)不聽秦惠王赦免的勸告,堅持按法律把兒子處死。

我愛墨子追求博愛。墨子在《兼愛中》篇說:“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墨子把社會混亂的根源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不相愛,主張不遺餘力地宣傳“兼愛”,以代替“偏愛”,他終生熱忱嚮往和執著追求實現兼愛的理想。墨子的“兼愛”指普遍平等的愛,即博愛,不分血緣的親疏和等級的貴賤而給予無差別的愛,“愛無差等”,而不是局部的“偏愛”。

他認為實行兼愛就應該給人民以實際的利益,解決人民迫切的生活問題,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從而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墨子重視道德的巨大社會作用,把實行仁義之道看作“天下之良寶”。墨子身體力行“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把我愛,利吾親”,“為人之家,若為其家”,“為彼猶為己”。莊子也稱讚“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在墨子之後出生的孟子也不得不為墨子克己利人,救國救民的高尚情操所感動,稱讚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對中國傳統文化多方面的傑出貢獻,讓後人景仰。可惜的是由於墨子代表的是平民利益,是一位平民思想家,統治者不喜歡他,打壓他,忌恨他,他的學說及著作,大都遺失,因而限制了其思想的影響和發揮。司馬遷寫《史記》對先秦的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老子、荀子、莊子、韓非子、呂不韋等,連同孔子弟子在內,直到名臣、商賈、刺客、藝人、古卜者等都列有傳記,可是對顯赫一時的墨子及其後學卻沒有立傳,只在《孟子荀卿列傳》末尾附言24字。

墨子思想像一盞明燈隱沒於歷史無邊的暗夜之中了。直到上個世紀初,梁啟超用現代術語,對比西方價值來解釋墨子,才驚呼:“只可惜我們做子孫的沒出息,把祖宗遺下的無價之寶,埋在地窖子裏2000年,今日我們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論理(邏輯)精神,缺乏科學精神的民族,我們還有面目見祖宗嗎?如何才能夠一雪此恥,諸君努力啊!”胡適稱《墨子》是當時“真正有價值的唯一著作”,墨子是中國出現過的最偉大人物,“是偉大的科學家、邏輯學家和哲學家”,“是一種高度發展的和科學的方法的創始人”,“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為中國貢獻了邏輯方法的最系統的發達學說。”然而,我更認為他是一位具有民主意識的平民思想家。

時值今日,人們津津樂道的是儒道釋,孔孟老莊紅遍大江南北,成為當世顯學,各種版本、詮釋、講座,充斥於書店、講壇、媒體,熱鬧非凡。而獨不見墨子,默默無聞的墨子很少有人提及。我只能是一聲長歎!為先哲墨子的不幸,也為中國社會和文化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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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與忍者

 墨清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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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的時候在家看過劉德華演的《墨攻》,具體情節就是一個墨者幫助趙國粱城守城戰勝敵人的故事。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劉德華的那一聲叫喊:墨者革離!這是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墨者。從此它便在我心裏紮下了根。

前幾年,周傑倫有一首叫做《忍者》的歌,很有風味。“一二三四,櫻花落滿地;有一種神秘,凝結了空氣;一二三四,黑夜裏偷襲;去攻擊,煙霧當武器;一二三四,忍者的物語;要切斷過去,衷心是惟一;一二三四,隱身要徹底;要忘記,什麼是自己……”

忍者與墨者一字之差,卻不可同日而語。一個是天生為主子賣命的刺客,一個是幫人救人愛管閒事的天使。

09年10月,為尋墨者的老大——墨子,我從棗院出發,目的地是滕州,這裏被稱為“墨子故里”。

見墨子心切,短短的路程卻讓我覺起來卻像在洲際旅遊。汽車行駛在高速路上,兩邊的白楊樹飛速的向後竄——這是相對運動,不知道墨老夫子對這一原理有沒有研究,只記得他比牛頓更早的提出“力是物體運動的原因”( 力,形之所以奮也。見《墨經》)。這也說明他的不凡,怪不得毛主席說他是一個“比孔子更偉大的人”(見《毛澤東讀<二十四史>》)。

需要在一個叫做“木石”的小站停車,這個小鎮就是所傳說的墨子老爹所在地。原因之一就是這地方出土過一個唯一能證實這裏曾經是2000多年前所記載的小國——邾國所在地的作戰武器——目夷戈。國寶啊,從此墨子故里的爭論冷淡了下來,滕州成為墨子的老家是不可置疑的了。墨子老爹是一個木匠,但他心裏從沒忘記過他是宋國建國國君的後代,這種夢想寄託在了墨子身上,士族的道路從墨子降生那一個起便銘記了上去。

車進站了,當我走下車的時候,忽然間感覺天冷了下來,令我沒想到的是自己竟然忘了帶衣服。這真是自作自受了。冷,真冷,不過能見到墨老人家,這次來的值。就這樣頂著瑟瑟寒風,我向墨子紀念館走去。一路上,顧不得看這座小縣城的繁華,眼茫茫,腿顫顫,凍得我精神恍惚,一路恍惚……

我就這樣恍惚著穿越時空,似乎回到了墨者的時代。

春秋戰國,列國紛爭,學術思想空前活躍,這時興起的思想一直影響著後來的歷史。思想爭鳴,諸子百家紛紛登場,墨家是其中的一家,但這一家與眾不同,他的興起可謂是空前絕後。

提到墨家,不得不提它的創始人——墨翟。一個普通工匠的兒子,不滿於儒家的腐酸,為利天下,拯救普天下的百姓,他非儒立墨,獨創一家。當時在禮樂之邦魯國,儒家思想的強大可想而知,而就在這樣的邦國,他不畏強權,敢於喊出自己的口號,發展自己的人生追求。兼愛,也就是博愛,這個博大思想提出的時候,耶穌還沒誕生。從此,他走上了這麼一條道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行“義”,創立墨者軍團,周遊列國,替別人守城,一生以教育為業,沒有當過官。

墨家的成立,是這個時代鮮明的烙印。在墨家興起的一個多世紀裏,墨家的思想影響著整個戰國時代,非儒既墨,墨家的勢力活躍在整個戰國版圖,“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

墨家思想在我腦海中翻騰,不知不覺就到了龍泉廣場,抬頭一望,古老的龍泉塔就矗立在我面前了。這座古塔建于唐朝,古滕州多水患,為了鎮住河妖,當時的縣令聽從老道的說教,在此立塔。妖怪鎮住鎮不住不從而知,但水患卻真的少了很多。也許是墨子在天有靈吧,保佑了他原先的地盤。

到了紀念館,古香古色的大門敞開著,頗有戰國遺風,映入眼簾的是古銅色的墨子像。腳穿草鞋,背著乾糧,眼睛注視前方,匆匆忙忙的樣子,可能有個小國又遭大國欺負,他要去幫小國守城了,事情緊急,來不急思忖,只顧得趕路。


跨入高高的門檻,進入正廳,正面牆上擺滿了名人對墨子的題詞。孫中山的、毛澤東的、江澤民的、胡錦濤的,四個錦牌分別題寫著對墨子的評論。儘管現在儒學如此興盛,但領導人對墨子還是很關心的。

紀念館解說員是一名老大爺,一見面,他就熱情的向我解說墨家的歷史:“墨者,就是墨家學者的意思,接受墨子的訓練,聽從鉅子的吩咐。守城術,就是以防守為主的技術。墨家人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技術,有很多攻守武器是墨者發明的,墨者鼎盛于在戰國時代,他們為小國守城。”解說員提示我:“那是墨子聖跡堂 ”他指那邊的屋子說,“裏面有墨子一生的事蹟,看過之後,會對墨子有個大概的瞭解,你慢慢看吧,我就不跟著你了,有什麼事在找我。”

聚聚神,我向聖跡堂走去。

一股陽光從暗黃的窗上投射過來。一樽香爐,兩柱清香。

終於有機會與墨子相向而視。雕塑師為他鑄的像沒有我想像的那樣威嚴,眼神中沒有那種遊俠般的余光。《墨子聖跡圖》將墨子一生的偉大事蹟展現在旅者面前,形象而生動。一邊走,一邊看,像是穿越在歷史的時空尋找墨子的遺跡,仿佛看到了他一身玄衣踽踽獨行的身影。

看完聖跡圖,走進科技廳。科技廳的裏有墨子的發明創造,展示了墨子光學、力學、時空觀、聲納原理等,小孔成像可演示,桔槔取水、滑輪、風箱、石臼、規矩等都是墨子的發明。墨子在力學、數學、幾何學、光學、聲音傳播學的領域都有極其輝煌的成就,真是讓世人讚歎,尤其是小孔成像的發明和應用,比西方國家早過千年。一個人一生如果有一樣發明創造,就被稱為科學家,發明家,那麼墨子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他與古希臘學者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顯然更傑出,即使與被譽為科學之父的亞里斯多德相比,墨子在各方面的成就也毫不遜色。

走出科技廳,進入軍事廳,這裏有墨家人的守城武器。連弩車——這是戰國時最強的武器。將連發弩裝在車上,一次多發對敵人造成的傷害可想而知,縱然千軍萬馬也會膽戰心驚。墨家人重視防禦,他們從以“兼愛天下”熱愛和平的思想出發,反對大國以強淩弱,以大攻小的侵略戰爭,主張積極防禦,防止大國的侵略戰爭。墨家集團成員大多數是能工巧匠,他們善於集中群眾的智慧,十分注意改造農、牧、手工業工具作為武器。

他們的“連挺”原是農用打禾工具,“連挺”分兩節,可旋轉,用力省打擊重。這比雙截棍還厲害,因為他兩節帶有利刃。鐮刀原是農具,投槍原為打獵工具,斧、錐原是手工業工具,都被他們改造為切割、投刺、砍殺敵人的武器。這些武器來自普通百姓,便於使用,這說明墨家的防禦武器是來自於下層人民的。他們製作完善的防守工程和科學的防禦武器,成為古代軍事寶庫中的瑰寶,被列為古代最早的防守方面的兵書——《墨子兵法》,可與《孫子兵法》相媲美。

墨家武器中的連弩車堪比導彈卡車,轒轀車堪稱古代坦克,轉射機類似於現在的機關槍,拋石機相比於導彈,此外還有撞車、軒車、雲梯……可贊之處是墨家人早就懂得打地道戰,他們還有對方敵人挖地道的方法——名為窯灶鼓囊,就是用風箱將毒煙熏進地道,但他們有自己的解毒方法,用酒精灑在麻布上然後捂著鼻子和嘴巴。先進,太先進了。遺憾的是墨家人到了秦始皇統一六國時,就走下坡路,直到漢武帝獨尊儒術,墨家人更是消失殆盡。可惜啊可惜,他們的文化隨著歷史就埋沒了,只有等著後人解開一個一個的謎團。

天太冷了,我的相機也沒電了。回去吧……

跟講解員告別,講解員說:“墨家在戰國時是久負盛名的,墨子弟子馳騁戰國,但是現在,墨者的影子幾乎從人們中銷聲匿跡了。其實墨者不僅僅是一段歷史,《墨經》中包含著數學、物理學、軍事學、哲學、機械工程等等,是一種非常珍貴的文化,應該珍惜。現在的孩子中已經很少知道墨者這個名詞了,我最擔心的就是眼看著這種蘊含了豐富的文化底蘊、綿延了幾百年的文化傳承在這一代中斷。”

是啊,誰還知道墨者啊,現在的宣傳只是杯水車薪,真希望政府能夠重視起這種獨特的傳承。

告別紀念館,再次感謝解說員,我直奔車站。

坐上車,整理一下思緒。之前我對墨家自認為是很瞭解的,通過這次參觀,才知道自己瞭解的那些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車啟動,連發弩、機關術、桔槔、《墨經》、墨家弟子……鏡頭一個個的出現在我的眼前,如同電影中顯現的一幕幕影像,生動而感人。

說說忍者,日本的戰國時代,如同中國時的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群雄割據。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勢力,各個勢力開始培養“忍者”來進行偵察敵情、偷襲敵人等活動。忍者的主要工作是受雇於不同的政治集團,從事暗刺探情報等隱秘任務。也正是由於這些任務的性質造就了忍者堅強的意志、超人的體魄、非凡的本領、冷酷的心靈和寡言的性格。忍者和墨者,一個為主子賣命,縱然有神秘莫測的武功;一個則是扶弱救民于水火的俠客。同樣都是武者,卻因為起點的不同,而成為不能相提並論的兩中人物。

忍者說他們的思想來源於《孫子兵法》,我不苟同。

有點累了,閉上眼,靜思……

屋頂傾斜,磚瓦灰藍,庭院松柏環繞,榻榻米彌漫著絲絲草香,屋頂上吹來一陣寒風,那是忍者出沒的跡象……

茅舍參差,木影橫斜,目夷學社依舊寒酸,長刀淩空劃過,樹葉沙沙作響,那是傳說中的墨子劍法……

突然一道寒光閃過,這只是我的靈感。墨者身著麻布玄衣﹐忍者一身黑衣,只露著眼睛,兩者太像了。墨家人最早使用地道戰﹐而地道戰的方法和忍者的遁術是一致的。墨子訓練弟子要求赴湯蹈火,死不旋踵,重於精神的訓練和突襲的方法﹐這也是忍術的核心﹐再者,當墨家人遭受秦始皇屠殺時逃往東瀛古國……莫非,莫非……忍者就是墨者在日本的畸形發展?  

 

墨家版主:鄧開來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