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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財”的思想有哪些

 作者:陸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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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財”有時專指糧食,如“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七患,這裏所雲“財”即是糧食。墨子的“財”有時也指國家的稅收,如“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尚賢中》),這裏所言“財”即是稅收。在大多數情況下,墨子的“財”指“衣食之財(”《辭過“。衣食之財”即是滿足人們最基本的物質需要的農產品和紡織品,墨子論“財”由此而發。

墨子重視“財”,對糧食的重要性尤為重視。他說:“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食者,國之寶也”“;食者,聖人之所寶也。”(《七患認為糧食是民眾和國君賴以生存的物質保障,是國家安定的保證,在國家中處於“寶物”的崇高地位。他說:“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七患》)認為糧食收成的好壞、多少影響乃至決定民眾的道德品質以及社會風俗。

這與管子的“倉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七患認為糧食貯備充足,才可抵禦自然災害。由於重視“財”,墨子把“國家之富”列為治國的三大目標之一,視作國家強盛的主要標誌之一。他說:“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非命上》)借古代王公大人表述己意。

由於重視“財”,墨子提出了“生財”的一整套措施。其一,順應農作物生長時間,按時播種莊稼;盡力利用好土地資源,精耕細作“: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地不可不力(”《七患》)這裏,墨子的“固本”實為後來“以農為本”、“民以食為天”等經濟、政治主張的濫觴。其二,人“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非樂上,通過加大勞動者的勞動強度,提高勞動生產率:農夫“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婦人“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葛緒捆布,而不敢怠倦”(《非命下》)。

這裏,墨子的“男耕女織”預示了中國封建社會典型的生產方式。其三,增加勞動者的數量,保護和使用好現有勞動力。為此,墨子提出早婚、非攻、節葬、非樂等主張,批評晚婚、攻伐、厚葬久喪妨礙人口增長,批評從事音樂製作、演奏和欣賞浪費大量人力。

創造財富的最終目的是消費“財”,即用“財”。墨子“生財密”“、用之節(”《七患》),規定了“節用”的消費原則。那就是:飲食“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冬服紺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凊,則止”(《節用中。即,穿衣吃飯以維持住溫飽為限,不必貪求美味、麗服。綜上所述,墨子關於“財”的闡述,包括“財”的內涵、“財”的作用和地位、生財、用財四個方面,顯示了墨子對經濟的關注,對人民物質生產、物質生活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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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管理正在向價值管理時代邁進

 趙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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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國資委發佈了最新的央企負責人考核辦法,在新《辦法》中,經濟增加值(EVA)指標首次取代“淨資產收益率”,成為出資人對央企負責人進行經營業績考核的核心指標。EVA考核在央企的全面實行,對促進央企轉變觀念、增強資本約束、立足價值創造、提升公司治理在構建EVA管理體系和相關制度中的作用,無疑是重大突破,這表明,我國國資管理正在向價值管理時代邁進。

挑戰傳統規則

價值管理時代的到來,使企業目標由利潤最大化向價值最大化轉變,這勢必帶來企業戰略目標、經營理念、競爭規則、組織結構和激勵機制等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 EVA概念最早由美國思滕思特公司於1982年提出,目前全球有數百家以上大型公司實施了EVA考核和管理,它們獲益豐厚的實踐,使EVA業績考核被廣泛運用。

EVA考核最大特點是從股東投入資本能夠取得良好和持續性回報角度來考核企業業績,由於以利潤最大化為主要權重的傳統指標體系,存在較大的利潤操縱空間,難以實現短期利益與長期發展的平衡以及有效控制風險等缺陷,導致EVA考核應運而生,成為評價企業業績的全球化標準。其實道理很簡單,企業盈利只有高於資本投入,才會為股東創造價值。EVA指標是稅後淨利潤扣除了股權成本及債務成本後的增加值,能夠真實反映企業的資本經營狀況和價值創造能力。

規則的改變,如同“點子遊戲”,會激發企業的思考與創新。從根本上改變央企背靠“國家”大樹的依賴心理以及缺乏資本約束的弊端,尤其對上市公司中那些拼命到股市“圈錢”,圈成即變臉,股東意識淡薄,甚至不惜坑害投資者利益而被股民詬病的企業,實施EVA考核,對其不失為殺手?。實踐表明,EVA考核將引導央企精算和提高資本回報率,關注發展核心業務、克服短視行為、避免盲目擴張,優化管理模式,有效控制成本、著力於探索和追求EVA形成機制。同時,EVA考核對目前國企中存在的偏離主業,以金融化手段代替企業經營、投資房地產或其他非主流業務等扭曲行為起到抑制作用。

    EVA考核面臨挑戰

作為新的規則,在現實環境中必然會面臨各種挑戰,這就要求國資部門:首先應通過各種方式學習和培訓,將EVA理念根植於企業全員之中,引導企業以EVA為核心制定企業發展戰略,聘請專業機構對企業戰略制定及執行情況進行價值評估,保證考核品質和可信度。對考核指標值和辦法也應根據企業實施情況適時做出修訂和完善,新規則作為企業轉型的切入點,難免會經歷變革的陣痛,據瞭解,該辦法實施後,至少有一半企業EVA為負值,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客觀評價企業業績至關重要,考核部門應找出EVA為負值的主要原因,合理界定和衡量宏觀政策、佔用資本的規模和成本以及不可測因素對EVA指標的影響,做出符合考核規則和實際情況的客觀評價。

其次,構建以EVA為核心的激勵機制。EVA對企業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建立價值驅動型的激勵機制,通過EVA指標向執行層和操作層各個環節的滲透及分解,使企業全員薪酬與提升股東價值保持一種合理的財富杠杆關係,以激勵整個團隊創造更多的EVA。激勵的方式可多樣化,除應繼續完善傳統的績效獎金制度外,還應積極探索和嘗試股權激勵方式。據報載,上海國資委“今年將結合企業上市,選擇2至3家主業明確、法人治理結構健全、經營穩健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同步試行股權激勵。”試行企業顯然偏少,隨著條件的具備,國資委應加大推行EVA考核與中長期股權激勵掛?的力度,保障經營者分享資產增值的權利與承擔風險的義務。

在美國金融危機中,許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高管們損失慘重,股票市值一落千丈。但這並不能否認股權激勵在激發經營層創造EVA的潛能,在實現盈利與風險共擔方面的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機制。此外,對EVA為負值的企業在績效薪酬上如何做減法,也是一個現實難題。應根據負值形成的原因和責任區分,審慎而不失原則地加以對待。

再次是考核結果應作為企業負責人選聘任用的重要依據。墨子“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的用人箴言已傳世千年,但現實中仍然制約著企業的改革與發展。千年難題如何破解、改革障礙如何清除,如何讓國企大船在優秀企業家團隊的管理下,積極應對全球化競爭時代的挑戰,為國家和民眾創造更多的EVA,無疑是廣大民眾所深切期待的。“十七大”以來,黨中央在党的建設、人事制度改革和懲治預防腐敗等方面都作出明確具體的部署,為EVA考核的全面實施提供了保障。國資管理部門應知難而上,充分把握好這一改革機遇,通過實施EVA考核,優化人力資本選聘,對考核發現工作不在狀態、缺乏責任心和EVA創造力較差的企業負責人果斷採取措施,切實改變長期以來能上不能下的用人弊端。

全面推行EVA考核

2008年有93戶企業自願參加國資委EVA考核。而此前上海、深圳等地方國資委也已先行試點,上海國資委2007年試行以來,在EVA測算、評價、關鍵驅動因素分析等具體操作上已取得一定經驗,建立起一套獨立體系。這些先期試行為在整個國企及上市公司中實施EVA考核提供了有益借鑒。不久前,中國投資公司總經理高西慶對外提及中投公司境外投資是主權財富基金中損失最少的,被《北京晚報》點評為“還虧出理來了”。其實,對於社會及媒體非議,中投公司應保持理性和低調,如果給國家上繳紅利超過資本成本,真的賺錢了並高於市場平均資本收益率時,企業聲譽自然會得到提升。

面對全球化競爭和擴大國內居民消費的資金瓶頸,政府應對國資經營提出更高的目標要求,對國家投入成本保值的提法已不合時宜,國企改革三十年了,應明確提出對企業EVA最大化目標要求,在EVA這面鏡子下,企業經營業績一目了然。隨著黨內、社會民主進程的加快和公眾話語權的提高,國有資源配置及價值創造情況人人關注,因為它關乎全體國民利益。

彼得‧德魯克創立的管理學核心是:“責任”。EVA考核就是核對總和增強企業責任的重要方法,只要公司治理結構和組織成員都能夠承擔起應盡的責任,企業一定能夠煥發出價值創造的不竭動力,將管理創新轉化為競爭優勢,實現股東和相關者共用EVA最大化的終極目標。

趙險峰,《中國經濟時報》,原題:“經濟增加值”首次成為央企考核核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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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制為美:尋找增長邏輯與
道德律令的均衡點

 作者:張昌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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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制為美”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舒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裏提出的一個偉大哲學命題。

有評論說“這是世界經濟學思想裏最具啟發性和顛覆性的立論”,因為它的立意顛覆了此前西方世界一直把“增長的邏輯”和“利潤最大化”奉為圭臬的主流價值取向。 

有意思的是,3000多年前的中國思想家墨子與30多年前的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靈犀相通。墨子曾警告說:“儉節則昌,淫佚則亡。”到了《資治通鑒》,這類警示恒言則更具操作性:“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

警鐘為“增長的極限”而鳴

遺憾的是,先哲們的警示和智慧、現代學者們的呼籲,都沒有讓現代人放慢對物質資源和利潤無度開發與攫取的腳步。

據羅馬俱樂部一份關於人類困境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顯示,不到世界人口6%的美國就消耗掉了世界上19種不可再生自然資源的40%。比如,美國的煤消耗量占世界總消耗量的44%,天然氣消耗占63%,鋁消耗占42%,銅和石油消耗均占33%。

所以,《增長的極限》給出的結論和預言是:按照目前(1968年)消耗速度以及預估的消耗增長情形,現在列為重要的不可再生資源中的絕大部分在百年後將會變得極端昂貴。

《增長的極限》初版至今只過去了40年,40年的時間裏,石油價格硬是上漲了近100倍。事實雄辯地印證了40年前羅馬俱樂部的那幫學者們論斷的前瞻和英明。

把目光拉回中國現實。有資料表明,2005年,中國石油、天然氣和煤炭人均剩餘可采儲量分別只有世界平均水準的7.69%、7.05%和58.6%。以儲量最豐的煤炭為例,按現在的年消費量(25億噸左右)來計算,已探明的可采儲量最多可供50年左右的開採。

有專家曾尖銳地指出,依照目前中國的能源開發利用效率、經濟增長速度與增長模式,無論是已知的能源結構、環境現狀,還是預期的能源來路和技術進步,都不足以消除人們對中國能源供給和環境承受的擔憂。

所以,筆者的耳畔不禁響起了舒馬赫的“現代警告”:“污染必須得到控制,資源的消耗必須被引向一個恒久且可持續的均衡點。除非能做到這一步,否則,或遲或早——有些人相信沒剩多少時間——文明的隕落將不是科幻小說的情節,而將成為我們子孫親歷的現實。”

也許正是源自於環境與能源危機的嚴峻現實以及對未來預期的沉重壓力,當跨國公司率先打出CSR大旗之後,中國的央企和民企們便紛紛自發跟進了。眼下CSR浪潮正從東向西匯成了合唱,而“節能減排”無疑是CSR的一個最宏大響亮的聲部。

尋找增長的邏輯與道德律令的均衡點

今天我們為誰節能減排?為企業?還是為社會?還是既為企業又為社會?這個表面看似簡單的問題在現實中卻常常無解。

因為現實的選項因素要遠為複雜多元。節能為企業,這容易理解,因為企業能從中獲利。但減排為企業就未必了,誰都知道,減排的效應更多是外部性的,如果純粹從逐利的角度看,企業可能會選擇少減排或不減排,道理很簡單,減排需要成本,少減排或不減排就會為公司節省不“必要”的開支。

即使是節能,如果僅僅立足於企業自身、著眼於眼前利益,很多企業也未必選擇節能,因為節能需要較大的投入,短期內往往難以收回投入成本。更主要的是,中國的能源價格便宜,便宜的能源價格扭曲了人們普遍的用能行為。

既然能源價格便宜,身為“經濟人”的企業,其“理性選擇”就可能是盡情地享用,選擇“極限增長”,從而為企業創造最大化的即期利潤,而不必或暫時不必勞心費財去投入技術改造或使用新技術,“為社會”節約能源。這一切單個地看似乎也合情合理,這也是目前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居“高”難下的根源之一。

在能源價格“人為低位”運行的背景下,有企業主動地選擇投資節能技術,只有那些公共意識強、道德感強烈、憂國憂民的企業家,才會這麼去做,因為他們是按“道德律令”行事的。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而且也難以走遠。我們期望的是,企業既要追逐利潤又要有利他考慮、既要講企業利潤又講公共利益,這是一種均衡和節制。

那麼,增長的邏輯與道德律令之間的均衡點在哪里?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準確地描述均衡點的具體座標,但形成均衡點的制衡力量依然清晰可辨。

首先是來自能源和環境危機的硬性約束。增長的邏輯雖然合理,但增長已接近於極限,能源和環境危機已對增長發出了最後的通牒。如果誰敢無視這些領域裏已經發出的危機信號,那麼人類的災難、文明的隕落就會像舒馬赫所預警的那樣——如科幻小說中的情節那樣不期而至。

這是人類的困境和命運,誰也無法置之度外。面臨困境,最先發出呼喊的是那些像羅馬俱樂部裏以鄧尼斯•米都斯教授為首的有地球意識、有道德自覺的學者們。

正是在學者們的呼籲聲中,關於能源與環境問題的全球公約、原則和倡議紛紛問世。1992年,《地球憲章》誕生了。2000年,聯合國《全球契約》正式啟動。2002年,歐盟及其成員國正式批准了《京都議定書》,至今已有170多個國家簽訂了該協定。

基於此,肩負公共責任與使命的各國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以此規制、約束並指導企業的商業行為。這些剛性的規制為企業的增長和發展劃出了商業行為的“紅線”邊界。

與此同時,輿論的壓力與鼓勵、道德的譴責與表彰,也給企業以激勵與約束。而這些來自企業外部的軟性約束對企業的影響有時可能比法規等硬性約束更為深刻,更為管用,尤其是對企業家個人。

一方面,企業要努力尋求增長,毫無疑問,羅馬俱樂部提出的“零增長”的發展觀短期內不會為企業家所接納。另一方面,企業的增長或發展必須服從外部的硬性規定,還有企業家個人對企業聲譽的重視以及對企業長遠利益考量的內心需求的約束,如此,增長的邏輯與道德律令之間的均衡點就只能在這個主客觀諸種因素所共生的場域內交集了。

那麼,主導這個均衡場域的核心理念是什麼呢?是以“節制為美”的發展理念。在這個均衡場域中,首先必須要有完善的健全的外部剛性規制,其次要有強大恒久的社會責任的輿論氛圍,還有就是適度的增長速度。

 “適度增長”顯然不是快增長,也不是慢增長,更不是“零增長”或負增長,而是“節制增長”。所謂“節制增長”或“節制發展”就是均衡發展、有限發展、量力發展、可持續發展。

 “小的是美好的”,當然,也是可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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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有哪些賦稅思想

作者:陸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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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賦稅思想雜于政論性文章中,文字不多且很零散。在此,我們抽取幾條有代表性的言論分類述說。墨子承認和肯定賦稅的合法性、合理性,認為農民納稅和國家徵稅是天經地義的事,從社會分工這一角度來說,主動納稅是農夫農婦的職責,積極徵稅是各級官吏的職責。

墨子的下列言辭透露了這一思想“:今農夫入其稅于大人(”《貴義“;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非樂上“;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非命下》)。

墨子對賦稅的肯定,並不意味允許橫徵暴斂。他認為征斂賦稅應堅持原則,應適度,這就是:“以其常征,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辭過。這是說,國家需制定正常的賦稅徵收制度,規定具體的稅率、稅種和納稅時間,還需根據百姓的收入情況和承受能力,確定納稅的數量,讓百姓能夠維持起碼的生活水準。

為此,墨子堅決反對“厚斂”,即為滿足統治者個人需要而不顧人民死活、國家安危的橫徵暴斂。他這方面的言論頗多:“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厚作斂于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鱉..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辭過》)“;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

其使民勞,其藉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節用上。但是,墨子又不反對古代聖王的“厚斂”,因為古代聖王“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表面上是“厚斂”,實質上是“不斂”。他解釋道:“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戚恨者,何也?

以其反中民之利也。(”《非樂另外,墨子曾說過:“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饋,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饋,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七患從墨子提出隨饑饉程度不同緊縮傣祿支出以節約財政開支的辦法,我們猜想墨子有在災荒年代減少甚至免除賦稅的思想,雖然他沒有明確提出減免賦稅的措施。

墨子肯定賦稅,提倡聚財以實府庫的賦稅觀念,與儒家所崇尚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孟子梁惠王下》),所強調的“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大學根本不同。這是儒、墨對立在財政領域裏的反映。從儒、墨的這種對立中,我們更能看出墨子賦稅思想產生的階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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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和墨子

南懷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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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禹,吾無閑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閑然矣!

我們研究孔子全部思想,他一直是推崇大禹的。這裏“無閑”的“閑”,就是現代文字的“間”字。“無閑”就是沒有辦法可以挑剔,挑不出禹的缺點,“菲”是薄的意思,就是說禹自己的生活,非常清苦,自奉甚儉。關於“致孝乎鬼神”這一點,牽涉到中國文化裏的一個大問題。這裏的鬼神不是我們後世所講的鬼神。夏禹以後,中國文化裏的宗教氣氛非常濃厚,孔子、孟子也不例外。春秋戰國時候,諸子百家中,墨子對文化思想影響很大。他不但“尚賢”、“尚同”且“尚鬼”、“尚天”。

說到這裏,必須引伸說明一下墨子的思想,因為他和這一節大禹的文化有連帶關係。墨子在孔子之後,他的思想對當時的影響非常大。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固然受了孔、孟思想很大的薰陶,但在無形中影響最大的,還有墨子的思想。因為墨子的思想,經過演變,後來和中國的俠義精神合流,又另開一個局面。就以我們中國文字中的仁義兩字來說,仁字在外文中有同義字。而俠義的義字,從墨子開始,特別強調,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在外文中,還沒有同義的字。為了朋友,守信重諾,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付出。曾子所謂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的思想,就與墨子思想相同。

我們中國文化精神,受墨子這種思想的影響很大,普及於社會各階層。這是一個專題,在此只是提起大家注意而已。想研究中國思想史,更要特別注意墨子的思想。他思想中的“尚賢”,就是講賢人政治。“尚同”與“兼愛”,就是提倡和平、博愛的精神。墨子一生就這樣實行他的主義,“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地專門為別人效勞,乃至國際間的紛爭,由他出來,也就可以調停了。

說句笑話,現代的基辛格還沒有資格跟他提皮包呢!歷史上記載,宋楚相爭,他一個人去調解,勸兩個國家不要打杖。楚國見他來了,知道辯不過他,於是請第一流的工程師,好比現在的原子專家——公輸班和他談判。墨子問他,你認為可以征服宋國,有什麼憑恃呢?公輸班搬出最新式的武器,墨子一一封死他,告訴公輸班,你所有的武器,我都有制服的方法,你如打別人,我就攻擊你。最後公輸班說,武器上我都不及你,但我最後一樣武器,你就沒有辦法。

墨子說,我知道你現在想把我殺死,但是我告訴你,這沒有用。因為我的全部學問,在我的弟子中,已有很多人都會了,你殺了我一個墨子,還有千千萬萬墨子出來,最後你還是要失敗的。因此這場國際戰爭沒有打起來。墨子是不是這樣做呢?是這樣做的。他的弟子門人,在戰國時代,無形中形成一股力量,在很多國家裏,都有墨子的學生,他們的中堅領導分子稱為“钜子”。

所以中國特殊社會的組織,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有了。有一個當時在秦國的“钜子”,也就是墨家這個組織在秦國分支機搆的負責人,在社會上很有聲望和地位,他只有一個獨子,犯了罪,依法一定要判死。但秦王一問,知道是位聞人的獨生子,所以下令特赦。這位钜子就去看秦王,他除了致謝以外,表示國法可以特赦,但是“墨家”的家法不能容。後來這“钜子”還是把自己的獨子處死,對秦王作國法的交代。可見墨子當時組織自己的學生是如此嚴密,而且為了社會上的公正,國法能赦,而墨家的家法卻不能容,真正做到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由這段歷史,就可見墨子的思想、組織、作法對後世影響的巨大。
 
《墨子》這本書是比較難讀的,他的理論,非但“尚天”,崇拜天,而且也尚鬼。這個“鬼”字,我們也曾就文字的構造上解說過,中國人所說的鬼,究竟是什麼東西,很難界說。所以畫家最好畫的物件是鬼,誰也沒有見過。所以怎麼畫都對,越難看就越對。殷商時尚鬼,宗教氣氛最濃厚。如研究中國信奉什麼宗教,沒有一定,樣樣都信。尤其現在還新興了“五教同源”,如紅卐字會等類團體,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五位教主,都請在上面排排坐。

中華民族是喜歡平等的,認為每個教主都好,所以五位一起供奉。殷商的時候就“尚鬼”——重視鬼神。墨子是宋人的後裔,宋就是殷商的後裔,所以墨子的思想,繼承了宋國的傳統。孔子本來也是宋的後代,但孔子的祖先一直住在魯國,而魯是周人文化的後裔。我們要注意,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的文字沒有統一,交通沒有統一,各地方的思想不同,有如現在的世界形態,美國與法國,各有不同的文化。墨子的思想又尚天、又尚鬼。

前些時,一位學生要以墨子思想作論文,他說墨子思想非常崇敬天,與天主教的教義有相同地方,但是我告訴他要注意,墨子思想也尚鬼,而天主教、基督教就不同了。翻開《墨子》來看,他把鬼的權力說得很大,也就是過去中國民族思想的共同信仰。人如做了壞事,鬼都來找的。好的鬼則可以保護人。所以我們講了幾千年中國文化,民間所流傳鬼會找壞人的觀念,並非孔子思想,乃是墨子思想的傳承。墨子這套思想的源流,是遠溯自夏禹的文化,我們真正研究起上古史的中國文化來,便很費事了。
 
中國近代六七十年文化思想是最亂的時代。民國初年到五四運動期間,用西方人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化,再加上日本人的觀念,把我們老祖宗的文化,貶得一塌糊塗,說什麼堯是香爐、舜是燭臺、禹是大爬蟲,這是日本人誣衊我們文化的鬼話。但過去我們有許多學者,居然相信這套鬼話,搬回來罵自己的文化,直到現在還在流傳,我們現代的學術界就這樣可憐!所以嚴格研究起來,中國歷史還有許多資料,為外國人所不承認。

外國人不承認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把中國文化推崇得太高了,又把他自己的民族文化擺到什麼地方呢?可是我們中國的學者和留學生,跟著外國人拋棄自己的民族文化,乃至接受西方的觀念,這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事情。也就是先把自己的文化思想破壞了,才會走上這條路。仔細研究起來,這種現代文化的演變,是構成一個專論的重要課題,可以寫成一本大書。
 
我們現在說到禹,以我們中國文化自己的講法,在道家的觀念裏就多了。道家說禹的本事大得很,當時他畫符念咒,役使鬼神,把黃河長江水利治好,把土地開發出來。究竟事實如何,便不得而知。這方面的傳說太過虛玄,太過神話了,所以一般人難以相信。不過我們現在不管這兩方面——禹是爬蟲或是能役使鬼神的神人,有一點要認識:中華民族奠定了農業社會的基礎,發展成就了後來幾千年以農立國的民族精神,是禹開始的。

所以儘管是推崇堯舜,在堯舜時代,政治好到什麼樣子,我們暫不去管他。但那時的地理環境,還在洪水時代,沒有多少人口,這麼大的國家氾濫了洪水,只是一些高山露出了山峰。到了禹治水以後,農業基礎奠定了,文化才開始成長。所以孔子對禹是“吾無閑然矣”,沒有一點辦法可以挑他的毛病。

可見孔子對他的推崇是多麼的偉大。他說禹自奉這樣節儉,又非常崇敬鬼神。當然由孔子這句話,可知禹王當時對於神秘的學問是如何的重視。“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我們知道大禹治水時候,沒有穿上禮服,完全和普通人一樣,穿得破破爛爛,一年到頭都在外面跑。

但是他對政治的制度,國家的禮服,制定得美侖美奐。換句話說,我們的祖先,由穴居巢處,發明瞭衣服以後,還沒有規定什麼格式,到了禹王才制定格式。“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歷史上記載,禹雖為皇帝,他住的宮殿,還只是一個茅草棚,所謂“茅次土階”,上面蓋的沒有瓦,只是一些草;前面的臺階,當然沒有水泥,連石塊也沒有,只是用泥巴堆起來,“而盡力乎溝洫”,盡心盡力辦好水利。孔子對禹有這三個觀點,所以他說禹對於中國文化有這樣大的貢獻,實在無話可講,沒有一點可以批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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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讀《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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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不熱墨學熱,是墨家的幸,還是不幸呢?這是無法斷言的;所敢於斷言者,是拋棄者若裝得像沒事人一樣,當屬臉皮太厚。當此之時,不讀《墨子》,乃是對墨子最好的紀念

有一個著名的問題,是中國的文明,在兩千多年前就已很成熟,為什麼卻一直沒有發展出科學體系?在嚴謹的歷史學意義上,這個問題並不成立,因為歷史並不存在什麼法則,能夠讓現象必然地產生或不產生。還有其他幾種文明也曾相當成熟,也都沒有從內部產生出科學,科學的種子曾撒落在許多流域,但多數土壤,並不能使其開花結果。與其把科學視為人類文明的應有之義,倒不如把它看成是我們的好運氣,這雖然也粗疏,卻比前一種說法,更合實際些。

這問題雖不嚴謹,卻意味深長,所以有很多人討論。論者必然要提及的一個人物,是墨子。孔子歿後,墨子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思想者。墨家徒眾,遍佈南北,並且內有組織,有點像教團,一直到戰國時代,還很興旺,《墨子》中最讓人感興趣的文字,便是戰國年間寫就的。傳世的《墨子》中的一大部分,是後學們的文章彙編,另一部分的作者還無定論,也許是墨子本人,也許仍是他的後學。

墨子早年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後來另有想法。先秦政治學說的共同特點,是他們的社會設計,都以個人為出發點,卻又都不回到個人上。明顯的傾向,是說人都如何如何,天下就好了。墨子講兼愛時,顯出很強的推理能力,但仍在時代的風尚之中。他的政治學說,自然重要,但有點像儒學的另一個版本。今人對《墨子》興趣濃厚的主要原因,在於書中的另一種內容。

《墨子》中有幾篇,成於戰國時期,後世統稱《墨經》。先秦諸子書中,《墨經》是最難讀的。它的文字太簡略了——別的書,文字也簡略,但我們熟悉那言說的背景,所以讀起來並不吃力。《墨經》辯說的背景,早已十喪其九,而作者在當時,只是大略記一下提綱而已。感謝清朝樸學家的努力和近代科學的映照,現在我們知道《墨經》在說什麼了。

《墨子》有一句話,“知,接也。”知是智識的意思,接,便是接遇萬物。比較一下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的態度,便知其區別。儒家的特點,是對人事之外的物理世界漠不關心。孔子至少還想著“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他老人家的弟子,說起人來,一個比一個勤快,說起物來,一個比一個懶。墨家的學風是辯論,辯論多了,發現一大部分惱人的分歧,來自缺少一致的定義。《墨經》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下定義,定義的物件,有當時流行的一些範疇,如仁義禮智忠孝等等,也有抽象的概念,如體,端,久(時間),宇(空間),窮,盡,同,異,等等。有日常行為,如睡覺,做夢,利害誹譽,功賞罪罰,也有物理世界中的一些事情,如什麼是方,什麼是圓,什麼是二物相接,什麼又是相似。

《墨子》書中的定義,已有一種傾向,即從物理角度解釋一些事情,如說“中,同長也”,便是。比這些零星的發現更重要的,是墨家的方法。儒家是很了不起的,但若和他們發生辯論,一定十分痛苦,因為他們既沒有、也沒有習慣去遵守簡單的邏輯準則。《墨經》一再強調,不同的事情,不能放在一起類比,比如,我們會說夜晚長,也說樹木長,也說智多,也說米多,難道就可以去比較“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出於辯論的需要,邏輯學在墨家中發展起來,然而,遺憾的是,墨家的邏輯,說服不了那些不講邏輯的人,只令自己在與對方辯論時加倍地不愉快。

這樣一個富有生氣的學派,在中國兩次大一統完成之間,也便是秦始皇到漢武帝的兩百年裏,消失了。《墨子》也從讀書人的架上消失了,本來,它有可能徹底失傳的,幸有道家,誤把墨子拉入自家陣營。即使如此,一千多年裏,沒幾個人讀過《墨子》,沒一個人讀得懂《墨經》。唐朝的韓愈是讀過的,但一看他寫的讀後感,我們便知道,他完全不明白《墨子》的要義。便是這樣,俞樾還誇讚說:“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因為別人還不如韓愈。

20世紀,風氣又變。一本被遺忘了兩千多年的書,忽然被拿出來證明我們對好多事情都“古已有之”,——仍然是“萬物皆備於我”的態度。《墨經》中一些已不可解的地方,也被強解了,如“儇”條,說的什麼意思,誰知道呀,現在已被解釋為切線定理了。科學不熱墨學熱,是墨家的幸,還是不幸呢?這是無法斷言的;所敢於斷言者,是拋棄者若裝得像沒事人一樣,當屬臉皮太厚。當此之時,不讀《墨子》,乃是對墨子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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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節用觀的現代啟示

作者:聽濤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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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對於中國思想認識史來說,2005年的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個年份,建立節約型社會口號的提出,無疑令人振奮,這標誌著過去我們在小學教科書上所讀到的“中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物產豐富”的對於基本國情的認識已經成為了歷史。

近年來,隨著人口的擴張,經濟的飛速增長,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們生活水準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中國一下子成為了地球上的消費大國。其實,作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這一天遲早要來的,只是個時間問題。然而,這一天提前來到了。除了進口電子產品進口高技術之後,中國開始進口糧食、進口煤炭、進口石油這些基本生產生活資料,用電量也在以高速度增長,儘管中國每年在建的發電裝機容量也在高速增長,但是用電量的增長速度更快,尤其是每年的東、夏兩個季節到處拉閘限電給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了不少的麻煩,人們開始反問,中國到底咋啦?

以亂采濫挖,亂砍濫伐為代表的對自然資源的無節制開採利用,道路交通及交通工具的超負荷運轉,以及政府體制觀念陳舊落後而導致的人才資源得白白浪費和腐敗現象洪水猛獸般的氾濫,導致了國家每年以2個百分點的國民生產總值去應付那些由此而導致的礦難、交通事故,以及洪澇災害、地震、傳染病、氣候異常等自然災害,這些都在無條件的消耗人們用勞動所創造出來的物質資源,更有由此而使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生命被無情的吞噬!

時至今日,人們才認識到無節制的能源開採與消耗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物質生活的享受,相反,它是有反作用的。這種反作用還不僅僅表現在當前人們的生產生活之中,更為重要的是,他還將對我們未來的生產生活來來巨大的影響!中國有8億多農民,他們正在一天天擺脫貧窮落後,走向溫飽小康,這是世界上正在成長的最為龐大的一支消費隊伍,他給我們未來帶來的並不是樂觀。

一方面資源和人口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大吃大喝,大擺大顯,超現實的高消費,在錯誤的面子觀身份觀地位觀等錯誤思想的引導和促使下,鋪張浪費現象比比皆是有恃無恐,中國人真的富了嗎?富了就應該浪費嗎?沒有,我們依然徘徊在發展中國家的行列,我們的各項人均指標跟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官方不是經常在報導,我們要趕上美國還要20年的時間,我們還沒有資格擺闊,就說不上浪費了。

所以,建立節約型社會口號的提出可以說是人們基於現實現狀的共同認識,一旦提出立刻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可以說它是因時因勢而發,是對基本國情的再認識的基礎上,居安思危惠及子孫後代的口號,是深入國情民心的。報刊雜誌,廣播電視,以及一些其他傳播媒體紛紛大肆宣揚傳播,烘染氣氛,目的就是在全社會形成一種人人都講節約人人都在節約的良好社會風尚。

過去的已經過去,而且成為了歷史,我們不能夠為歷史負責,但我們可以為我們的今天負責為我們的明天負責。歷史的作用就在於告誡人們,要記住教訓以史為鑒,更好的開拓未來。這時候我們就會悄然記起兩千三百年以前的墨子及其學派來。他們在那個時候就已經以唯物的眼光深刻認識到了資源之與能源消耗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墨子其人

墨子(約前468—376年)。春秋戰國之際思想家、政治家,墨家的創始人。名翟。相傳原為宋國人,後長期住在魯國。曾學習儒術,因不滿其煩瑣的“禮”,另立新說,聚徒講學,成為儒家思想的主要反對派。其“天志”“明鬼”學說,不脫殷周傳統的思想形式,但賦予“非命”和“兼愛”的內容,反對儒家的“天命”“愛有差等”說,認為“執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力主“兼相愛,交相利”,不應由親疏貴賤之別。其本人更有“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事件精神。他的“非攻”思想,體現了當時人民反對掠奪戰爭的意向。他的“非樂”“節用”“節葬”等主張,是對當權貴族“繁飾利樂”和奢侈享樂生活的抗議。

重視生產,強調“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非樂上》),初步認識到勞動是人類生活的基礎,並提出了“尚同”“尚賢”的政治主張,認為“官無常貴,民無常賤”,企圖用上教瞎說的方法說服當時的王公大人,以改善勞動者和小生產者的社會地位,“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則得治”。

“尚賢”、“非攻”、“兼愛”作為他的核心思想,體現了當時人民渴望和平反對掠奪戰爭的意向,而且它也為他的學說和思想的實現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周孝王1年,(西元前440年)墨子約二十九歲,成功的租了止楚國攻打楚宋,這也是他的“非攻”思想在實踐中取得的第一次勝利;周威列王23年,(西元前403年),墨子至齊,阻止了齊太王田和伐魯;周安王9年,(西元前393年)墨子第三次出面阻止魯陽文君攻鄭。西元前439年,墨子獻書給楚惠王,惠王讀過後稱為“良書”,表示雖不能按書上所說的去作,但願意把墨子當作賢人供養起來。

墨子認為“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於是辭行。西元前438年,墨子回到魯國,越王來迎,準備拿出封地五百里,請墨子到越國來教導自己。墨子認為,去不去越國,關鍵在於自己的主張和建議能否被接受,而不在於封地和賞賜的多少;如果為了封地和賞賜去越國,那就等於出賣自己的思想和主義,如果是出賣思想和主義,隨處都可以去,何必要到越國呢?

可以說,墨子以他的實際行動實踐了他曾經說過的:“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的人生哲言。他的“非樂”“節用”“節葬”等主張,是對當權貴族“繁飾利樂”和奢侈享樂生活的抗議。在他傳世的僅僅53篇文章中,就有《辭過》、《節用》、《節葬》三篇文章專門論述其節用觀的,他是我國最早系統闡述節用觀的思想家,可以說它就是我國勤儉建國理論的鼻祖了。如果站在今天看過去,它的確是一位偉大而英明的思想家!

由於所留下的史籍太少,墨子的出生年月和當時的國籍至今沒有定論,這已經顯得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已經得到了更大的繼承和發揚。建立節約型社會的宣導,雖然沒有強制性,也沒有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起來,但是,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作為深入國民之心,而且惠及子孫後代的一項倡議,他的意義並不亞于漢武帝當年所實施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義。

墨子學說對當時的思想界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也許是他的學說過於接近平民百姓,因而或多或少的觸犯了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因此也就自然而然的被漫長的封建社會所掩埋,因為有些觀點與儒家學說相對立,在漢朝,被當作異端邪說,差一點遭遇滅頂之災。尤其是他的“節用”觀,與封建地主階級所施行的及時行樂和大肆享用的觀點幾乎格格不入,所以,其思想觀點受到攻擊和阻止就可想而知了。

(三)墨子及其“節用”觀

墨子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為開放文藝最為繁榮,然而政治上卻分崩離析的一段特殊歷史時期。一方面奴隸制度已經開始瓦解,新興的地主階級迅速成長起來,豪強兼併,連年戰爭不斷,經濟消耗嚴重,中下層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另一方面,新興的地主階級激勵擴張土地,擴張勢力,爭奪士客,生活極度奢華鋪張,社會物資消耗無度,僅僅一個孟嘗君門下就有三千多白吃白住不幹活的食客,其他豪強地主就可想而知了;三是厚葬久喪之風極度盛行,消耗人力物力極為嚴重。

這種現象我們透過近代所發掘的古燕國都城與墓葬,平山中山王陵墓,以及秦始皇空前絕後的陵墓就可以得到實物的證明(那些規模宏大的墓葬裏面出土了難以數計的、精美絕倫冠絕古今的金、銀、銅、玉、陶質的禮器、酒器、樂器和日常用品);四是由於上述各種原因,人口的急劇減少,尤其是生產人口的猛減,而消費人口卻不斷增加,因此而造成了生產與消耗的極度不平衡。

在這種背景之下,墨子提出“非攻”,“節用”的觀點,無疑是站在了歷史的制高點上,切中時弊,具有現實而深遠的意義。儘管他的“非攻”“尚賢”,“兼愛”等思想受到了當時封建地主階級的認同和重視,曾經與儒家的儒學被韓非子稱為當時的“顯學”。然而他的“節用”的觀點卻由於嚴重影響並抵觸了地主階級的直接利益,所以就沒有被引起重視。這也難怪,就後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史也沒有將他的“節用”之觀點用於治國之良策。

說到這裏,我們就不得不佩服我們那位偉大的始皇帝了,站在春秋戰國的末期,也許他已經深刻認識到了生產與節用的關係,對於他偉大的事業的深遠意義。他就是採用“商鞅變法”使秦國迅速變的強大起來的。商鞅變法的三大措施中,有兩項就直接關係到社會物質的大生產,整頓田畝,與民生息,從而使他的國家物豐民殷,積累了大量的社會物資,才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去打敗其他五國而統一六合的。可惜的是到了晚期,他和他的後代們反噬其道,以至龐大的帝國在頃刻之間化為烏有,真可謂歷史之悲啊!

墨子在《節用》、《節藏》、《辭過》以及《七患》等文中集中論述了他的“節用”觀。他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總是堅持從實際出發又回到實際中去,從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著手,以衣、食、住、行、用度、喪葬、交媾等於人們密切相關的生活小事件為典例,上溯股聖賢,下追後來的生活,深入分析,認真探討,總結上升為有關國家社稷存亡的大道理。

一 以民為利的總原則

墨子儘管與儒家思想唱反調,甚至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攻擊,但他卻師出儒門,繼承和發揚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國家以民為重這一點上還是有共同點的。民富則國強,民窮則國衰。人民群眾才是物質財富真正的創造者,只有給人民群眾帶來了利益,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才能夠調動起來,才能夠生產和創造出更為豐富多彩的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反之,則會構成極大的破壞力,與國與民均為不利。

“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佛為。”(《節用》)。意為聖明的君主,在衡量衣食住行吃穿用度的時候,總是以是否損害老百姓的利益作為衡量標準,如損則止,無損則興。如此之句,在該文中連續出現,每舉一例,則以此語作結。以此語起首,以此語結尾,通篇以此語為中心而設論。墨子列舉了大量春秋戰國以前諸多聖賢君主愛民立過的實事來作為佐證,可見他是以利民與否作為作為他“節用”觀的最高準則的。

墨子在《七患》中說:五穀是百姓賴以生存的糧食,也是君王用以給養的東西。如果百姓沒有了依存的東西,國君也就沒有了給養;百姓沒有了糧食,就不能侍奉國君。所以,糧食不能努力生產,土地不能不努力耕種,用度不能不盡可能的節儉。五穀都豐收了,那麼各種美味都可以讓國君享用,如果五穀不豐收,那麼就什麼也享受不到。

他還進一步說;到了饑饉之年,,大夫以下的官員都要減去俸祿的五分之一;旱年時就減去五分之二;凶年時就減去五分之三;匱年時就減去五分之四;饑年時就沒有俸祿,僅僅供給吃飯而已……

這是在委婉的告訴統治階級,生產與節用的重要性,如果不注重,就會鬧到連自己的吃飯問題都會成問題的地步的!百姓是生產的主力軍,而他們這些統治階層是消費者,百姓利則生產興,反之則衰,生產衰則用度匱,用度則國家亡。

在我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正是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手工業剛剛興起,國家仍然是一個純農業社會,生活用品的攝取仍然依靠耕種土地,因此,農民仍然是生產的主力軍。農民就是社會物質的主要生產者和創造者,也就是說,農民就是國家的根本。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就是損害了國家的根本利益。

後來站在封建繁榮社會巔峰的唐王朝李世民曾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這是一句名言,是對兩千多年封建王朝成敗興衰致原因的高度描述和總結,當傳之千古而波及四海。

二因需而設的生產觀

墨子在《辭過》中說:“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埠而居,穴而處,下濕潤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是說古人不知道建築房屋時,靠近山丘,挖洞來住,地下潮濕而又傷身體,所以,聖明的君主才建造房屋給他們住。

“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制絲麻,布卷以為衣。”意思是說,古人不知道縫製衣服時,披著獸皮,系著草繩,冬天不輕遍不暖和,夏天不輕遍不涼快。聲明的君王認為不合人情,所以教誨婦女,整治絲麻,編制布匹,用來製作衣服。

“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為民食。”意為古人不知道製作飲食時,吃的是果實莖塊,分散居住,所以聖明的君主就教導男人耕耘種植,來生產百姓用以吃用的食物。

“古之民未知舟車時,任重不移,遠道不致,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是說古人不知道製造車船時,重的擔子不能搬運,遠路不能到達,所以聖明的君主便來製造車船,以方便百姓辦事。

在這裏,墨子告訴我們兩點,一是一切事物的產生都有他的產生的客觀理由;二是由於需要而產生的事物才是合理的。人們之所以製造衣服房屋是因為季節的變化寒暑難抵雨雪風沙難擋,改革飲食是因為人體健康的需要,製作舟車時因為要涉水遠行。這是最樸素也是最基本的需要,是必需的。當然人的欲望是無邊無際的,所以需要也就可以無邊無際。但是,除基本的需要之外更高更遠的需要就是奢侈浪費了,它不是必需的,是可有可無的,在古代凡是聖王明君是反對的。

如果消費與人口、資源以及現實生活的基礎基本相符,則不會出大的問題;如果消費超出了人口、資源以及任夢的現實生活基礎就一定會出問題。這就是墨子要告訴我們的基本道理。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在內大興土木修築宮殿,生活極端豪華奢侈,在宮外修築長城致使大批民工移勞工地,生產人口嚴重不足,所生產的社會物資與社會所消耗的物資嚴重不平衡,致使強大的秦帝國僅僅存活二十來年便土崩瓦解。中國有著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史,如此之事例比比皆是,時而興時而衰,如果深究起來,也不會逃脫此理的。

“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車輪鄆匏,陶冶梓匠,是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佛也。”意為凡是所生產的器物用具足以供給百姓使用就可以了,各種增加的費用若不能夠增加百姓的利益,聖明的君主是不會去做的。

生產的目的是因為現實生活的需要。那些超出現實生活需要的生產就是浪費資源了。墨子在其《節葬》一文中對當時流行的厚葬久喪的風氣從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刻地分析和批駁,深刻地指出,厚葬久喪于國於民都只能由百害而無一利。為厚葬久喪所所進行的一切勞動和大量物資的消耗就是一種超出現實生活需要生產和消耗。無論是現實生活所需要的還是現實生活所不需要的,凡是生產必然要消耗資源的,而資源總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資源而為了那些無限的現實生活根本就不需要的事情去生產,的的確確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人類社會應該群起而制止才對。

當然人的需要是和人的欲望密切相關的。常言道欲望無止境,說的是對知識、人類的無知領域以及人類所追求的事業,而並不是對物質享受方面的無止境的追求。在這個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人敢肯定地說對於物質享受無止境的追求會給人類帶來好處的,絕對沒有。

三 以適為度的消費觀

“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欲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墨子辭過》)修建房子是為了生活的方便,而不是觀賞和享用;製作衣服是為了身體的方便,而不是為了顯奇示怪。這就是墨子對於消費的度的把握。

對於飲食他說:“能夠充饑增氣,強健身體,耳聰目明就可以了……”

對於衣服他說:“冬天穿天青、紅青色的衣服,又輕便又暖和,夏天穿葛布衣服,又輕便又涼爽,就可以了……”

對於車船他說:“古代聖明的君主是因為大河深谷不能渡過,路途遙遠不能到達,於是製造車船足以行駛就可以了……”

對於喪葬他說:“衣服三件,足以讓屍體腐爛在裏面;棺木三寸,足以讓屍骨朽爛在裏面;墓穴,深不要達到地下水,屍體腐臭的氣味不散發出來就可以了。死人已經埋葬,活著的人就沒有必要再長久的哀喪……”

 “辭”者,謝絕杜絕之意,而“過”者,就是過錯的意思,在這裏作為過度來理解比較合適。在《辭過》中,他列舉了當時的封建統治者在吃、穿、用度上大講排場極度奢侈豪華的場面,深刻地指出了由此而引起的上行下效,敗壞了民風,消耗了國家,最後導致國家的滅亡。從而提出了他“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瞻也。”的節用之觀點。

節用並不是不用,而用也不能夠太過於奢侈,這就有了一個度的把握的問題。需要和適度就是墨子所追求的節用的尺度。一切的吃穿用度只要滿足人們生產生活的基本需要的就可以了,超出基本需要甚至於超出很遠,那就是奢侈和浪費了。必定會引來生產和消費的不平衡,就會造成物資匱乏,引起國亂的。

在談到統治者蓄妾養妻的問題時,他說:“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意思是說自然的規律是無法更改的,即就是再聖明的君主都無法改變。所謂水滿則溢,月盈則虧,節用也是符合自然規律的用度之法。

有一篇報導在評論成都人對汽車的消費觀念時說,汽車嘛就是代步的工具而已,其基本的作用就是代人行步,所以就沒有必要買那麼昂貴的,五萬元的汽車和五十萬五百萬的汽車在代步這一基本功用上是一樣的。中國人很講究面子,要買汽車就一定要買昂貴,即就是貸款也要買高規格的,因為它代表身份和地位。我們這種掙死牛摔破車的面子觀,就促使很多人去超現實的消費。

在中國,企業破產、工人下崗,然而老闆卻賓士奧迪、鮑魚XO的現象遍地皆是。國家行政事業公務接待何嘗不是如此,這也是老百姓始終無法改變,對行政官員有看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據有關報導,在中國僅一年的公務車消費就達8000多億元,它是全國農業全年產值的將近3倍多。而在日本,除了中央級別的官員以外,其他的公務員都是乘坐公共交通的。

這一方面與他們國家的交通擁擠私家車的擁有量有關,但是更多的卻是與他們國家宣導的清苦生活風尚有關。墨子因須設用,平衡消費的觀點,對於中國今天的現實生活無疑有著巨大而深遠的意義。

四 日本之與李世民

沒有去過日本,只是在影視作品和文藝作品裏多多少少的有了些瞭解,知道了這個島國的人民崇尚禪道,生活儉樸,勤奮精進。

60多年前的那場日中戰爭,給兩國人民都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以至到百年以後留給兩國人民內心深處的傷痕也難以癒合。戰爭是人人都痛恨的,但是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彈丸小島國,發動那麼大規模戰爭的能力不得不令人嘆服。戰爭帶給雙方的不僅僅是內心的創傷,更直接的則是對於國內能源的巨大消耗。一場戰爭可以催跨一個國家的以至於讓他幾十年甚至於上百年不能夠恢復元氣。然而在日本不是這樣的,它僅僅用了不到二十年,就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而且一直保持到現在,這相對于它的人口資源來說簡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然而事實就事實,誰也不能否認。我們只能對它的文化傳統作深入地思考,因為無論物質世界怎樣的發展,意識形態總是它不可缺少的原動力。無疑,日本以她敞開的胸懷來擁抱世界。他向美國學習軍事,向歐洲學習科技,向中國學習文化,然後把它雜糅起來加以吸收利用,從而使自己變得強大起來。郁達夫先生在他的《日本的文化生活》一文中曾經做過這樣的描寫:“刻苦精進,原是日本一般國民生活的傾向,但是另一方面哩,大和民族,卻也並不是不曉得享樂的野蠻原始人。不過他們的享樂,他們的文化生活,不喜鋪張,無傷大體;能在清淡中出奇趣,簡易裏寓深意……”

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日本刻苦精進生活儉樸的基本民族文化內涵。開放的胸懷再加上刻苦精進的民族精神,它發展的速度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不難理解了。我們並沒有去過日本,但是我們從日本人清淡的生活作風中也可以體會到這一點的。即使成為世界第二富國的日本人依然過著清單簡樸的生活,並不是不喜歡享受不懂的享樂,而是這種傳統民族精神有著他深刻現實背景,那就是資源的短缺。正是這種現實的背景是他們有著一種深深的憂患意識,從而成就了他們刻苦精進的民族精神。

東方文化的發祥地在中國,日本文明的源頭也在中國,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然而他們卻能夠取長補短充實自己發展自己,而我們這個東方文明的發祥地,卻駕著歷史的戰車走一陣跑一陣又退一陣,一波三折,躑躅前行。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還是處在一種半封建半奴隸的社會形態,一場改革不僅在社會制度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思想意識領域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而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仍然來自中國,在此之前,中國一直是他們學習的榜樣。

日本一年創造的生產總值超越了中國很多,而它的面積卻只有中國的二十分之一,人口僅僅是十分之一。世界上跑的汽車十輛之中就有三輛來自日本,電子產品遍佈全球,可他們依然很好的保持著刻苦精進的精神,實在是值得我們去向他們學習的。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其上至政府高官企業管理者,下至平民老百姓都在過著儉樸清淡的生活,始終保持著警鐘長鳴,而我們這些資源相對貧乏的發展中國家的國民就更沒有理由去鋪張浪費了。

其實,在我國封建歷史上也有過諸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幾個社會的全盛時期,然而在這些全盛時期的的封建君主們,卻都是厲行節約,勵精圖治的。以唐太宗李世民最為有名。吳兢在《上貞觀政要表》中曾盛讚當時的社會說:“……自況孤兒來,未有如此之盛者也。隨唐堯、虞舜、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漢之文景,皆所不逮也。”

足以見當時的唐王朝繁盛狀況,後來歷史曾用“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來形容當時的社會安定形勢。可李世民卻說:“至如雕鏤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也。”他的飲食非常的簡樸,曾經多次拒絕大臣們提出的為他修建宮殿的建議,說“把宮殿樓宇修建的又高又大又豪華,到處去游賞園林池台,這時是帝王所希望的,而為百姓所不希望。

帝王希望的是放逸享樂,百姓所不希望的是勞苦耗財……上邊有所喜好,下邊必然做得厲害,大家爭相無限制的放縱淫逸,很快就會導致滅亡。”可以說它也是我國歷史上勵精圖治勤儉建國的典範了。而在唐朝,日本派往中國長安的留學生是最多的。

五 墨子給我們的幾點啟示

據統計,春秋戰國初期中國的總人口只有2000萬(相當於現在我國一個小省的人口),而現在我國人口突破14億。墨子離開這個世界已經有2480多年了,然而在今天,地球人口已經突破60億(科學家的測算,地球所承載的人口是50億),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資源卻逐年在減少,建立一個資源節約型的社會對於人類的今天來說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對於佔有世界人口三分之一而國土面積只佔有世界十分之一的中國來說,就更顯得迫在眉睫了。

啟示一:憂患興國儲物備國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於慮,而後作;征于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也。”這是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孟子說過的一段話,是說為國事者當處處為國著想,時刻警醒,衰而思興,興而慮衰,這樣才能夠是國家保持長久的興旺平安。其中“生於憂患,死于安樂”一句已成為婦孺皆知的至理名言,曾經激勵過無數的仁人志士自警自勵以某國是。

其實,在我國民間,即使最平常的老百姓也知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道理。憂患意識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潛意識,沒有哪一個正常人沒有憂患意識的,然而難得是一生都具有憂患意識,尤其是在事事順利興旺發達之事也具有憂患意識就更難得了。所以墨子說:“古者明王聖者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悔世而不倦。”官做得越大,管理的地方和人口就越多,所要考慮的事情也就越繁雜,所以也就越要時刻警醒,終身不滿足,臨死都還不厭倦,這才是聖賢之君所作所為。

墨子在《七患》中列舉了有關國家興衰成敗的七種憂患,說:“倉庫裏沒有儲備的糧食,就不能對付饑荒之年;兵庫裏沒有儲備的武器,既是為了正義,去討伐非正義也是無能力的;城郭修築不完備,就不能自衛;內心沒有細密的思考,就不能應付突發事變。”認為作為一個國家必須要有足夠的物資儲備,人們的心裏也必須要有防患意識,這樣才能夠做到有備而無患。

人為之害不能不防,自然之害更不能不防。人為之害是由於人們做事草率馬虎違返自然規律所造成的,只要人們做事處處小心深謀遠慮,事事為民利著想,則人為之害就完全可以避免。從今天的現實裏看,有時候有些自然之害也來自人為之害,就如我們對植被的破壞舊會引起洪水的氾濫、氣候的變化、甚至與地震的發生。“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如果我們沒有很深的憂患意識,即使再聖明的君主也是無法阻擋自然災害的發生的。

所以說,“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

啟示二:以上示下教誨於民

節用思想,在於它能夠全社會形成一種良好的風尚並付諸實施,否則就是空話一句,而在全社會形成一種風尚也並不是由哪幾個人喊幾句口號就可以解決問題的事情,一種風尚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完成的了的。它需要全社會的所有成員都去瞭解、去認識、直到最後自覺地接受。尤其是這樣一種以控制人的欲望而才能夠達到目的的活動,再加上傳統思想文化中一些諸如面子觀身份觀地位觀等不利因素的影響,要讓人們去自覺地遵守,是有一定難度的。

對於一個國家它的所有的國民都在看著國君的行為,在一個縣裏,全縣群眾的眼睛都在看著縣官的行動,而在一個村子裏面,全村人的眼睛都在盯著村長和長者的行動。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就說:“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之而下亂者!”

墨子在談到當時諸侯各國君王在飲食方面奢侈浪費時說:“大國國君堆放上百個餐器,小國國君也要堆放上十個餐器,占滿面前一丈見方的地方,眼睛不能全部看到,手不能全部撿到,口不能全部嘗到。冬天,剩餘的食物會寒冷而凝固,夏天會腐爛變壞。國君如此飲食,手下的人必定爭相效仿……”

不僅飲食如此,穿戴乘車,一切用度都是如此。這樣下去的話,節儉用度的好風尚是絕對不能夠形成的。所以,一種好風尚的形成一定是要自上而下的展開,方能夠最終成功。

民間有上樑不正下樑歪的說法,小到一個家庭,大到一個國家,不僅僅是一種風尚的提倡,其他諸如言、行、德、教、法等等行為,都是如此。

現在老百姓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諺語,說為啥黨風如此懷?原因都在主席臺。這種說法不一定準確,但卻有它的道理。我們現在的有些領導的做法的確讓老百姓疑惑。只要站在主席臺上,總是要講,要做廉政的典範要做愛民的典範要做守法的典範要做借鑒節儉典範等等,然而他們確實是怎樣做的?一個人下鄉檢查工作,隨員幾十人,汽車幾十輛,地方官員幾十裏之外等候迎接,前呼後擁,警車開道,鬧得真是雞犬不鳴。更有甚者,把正在上課的小學生也叫出來,敲鑼打鼓,夾道歡迎。住一晚賓館幾千元,吃一桌飯幾萬元,坐一輛車幾十萬乃至上百萬,而中國大部分地方的老百姓還在為了孩子的幾千元的上學費而四處奔波。還有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還在饑餓中掙扎。

啟示三消費平衡物豐國富

我們平常說,國泰民安,其實應該把它反過來說才對,是民安國泰,民安則國泰。民以食為天,吃穿用度豐則民安,吃穿用度匱則民亂,民亂則國衰,自古如此。所以墨子說,五穀是百姓賴以生存的的糧食,也是國家給養的東西。如果百姓沒有了給養的東西,那麼國家也就沒有了給養的東西。

所以,糧食不能努力生產,土地不能努力耕種,用度不能不儘量節儉。一個國家所生產的物質資料總是有限的,如果合理消費,節儉用度,總是會有多餘的物資儲存起來以備國難;如果消費奢侈,浪費嚴重,就會出現物資匱乏的現象,國家的有限資源就會得到過渡的開採,那樣是會給國家帶來災難的,這就是墨子傳達給我們的資訊。儘管時隔千年,今日的世界已經是一個物資大融合的時代,全球共用是一個顯著特徵,但是墨子的提醒對於全球人民來說也具有偉大的意義,對於我們這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的國家來說,就更具有其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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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辜思曆

向中國古代的墨家和“墨者”們學習管理能力

胡旭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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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己要謹守“墨者/空降兵”之道,謀定而後動;其次是重視人的作用,堅持打造無敵團隊;最後重視內部建設,以“非攻”制勝。

2200多年前,一個叫革離的“墨者”(墨家的門徒)被一個問題困擾著:一個只有4000孺婦平民的“梁城”如何贏得對10萬趙軍虎狼之師的勝利。

許多年之後,擔任新加坡陸軍學院上士教官的辜思曆培訓了7屆的新兵——讓一群來自不同家庭背景、互不熟悉、昨天還連槍都沒有握過的年輕人在經過幾個月的培訓後會成為一幫生死相從、具有鋼鐵般戰鬥力的戰士。

他的經驗或許可以回答古裝大片《墨攻》中,困擾墨者革離的問題:用一群人,創造一個合理的團隊,把每個人最大的潛能激發出來,最後以體系的力量來戰勝強大的競爭對手。

後來擔任固鉑輪胎(Cooper Tires)中國區總經理的辜思曆(Alex Koi)認為,現代的職業經理人應該向中國古代的墨家和“墨者”們學習管理能力,因為受邀守城的“墨者”面臨的困境也是許多現代職業經理人所要面對的:陌生的組織,上面是老闆(國君和大臣)對能力的懷疑和授權的不充分,下則缺乏對員工(國民和士兵)的威望和瞭解;同樣是雙方不對稱的實力和極其緊迫的準備時間。但是古代的“墨者”,運用演說家的鼓動能力和許多克敵制勝的獨門秘笈、武器克服了上述困難,贏得了許多在歷史中堪稱經典的勝利。

“在我看來,他們具備了現代管理人員應該具備的重要兩個素質:非凡的領導力(Leadership)和管理創新能力(Innovation)。”

辜思曆的職業生涯也是一直不斷地在扮演一個“墨者”角色,從最初的柯達(中國)有限公司數碼產品部高級經理;到中國本土知名公關及整合行銷公司-海天網聯公關顧問公司,擔任總裁;其間,還曾出任全球領先的公關顧問公司-博雅公關公司旗下新成立的市場行銷部門博聯傳播總經理;再到現在的北美第二大輪胎公司固鉑。

從在上大學開始就接觸諸子百家學說的辜思曆,在職業的生涯中不斷發現,許多困擾自己的管理問題在中國古代的哲學家墨子那裏已經有了答案。因此,儘管接受的是西方管理學的教育,但是,辜思曆向中國的古人尋求智慧,形成了屬於自己的“墨式”管理.

辜思曆的“墨式”管理包含三個循序漸進的內容:

首先自己要謹守“墨者/空降兵”之道,謀定而後動;其次是重視人的作用,堅持打造無敵團隊;最後重視內部建設,以“非攻”制勝。

謹守“空降兵”之道

東方文化圈具有封閉性的特點,因此在企業內部,外來的和尚可以念經,但是很難坐穩方丈這個位置。

從職業生涯來說,辜思曆是一個在本土和外資企業都獲得成功的“空降兵”。在柯達(中國)有限公司期間,他將柯達一款瀕臨失敗的數碼產品重新包裝、定位後,在一年內,就開設了30家“柯達數碼寫真館”和1,500家數碼工作室。在本土公司海天網聯公關顧問公司擔任公司總裁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完成了從年營業額人民幣6000萬元到1億6000萬元的飛躍。2007年他又跳槽至固鉑輪胎擔任中國區總經理,並很快提升了企業業績。這一切和他非常通曉人情不無關係。

辜思曆認為,作為一個“墨客/空降兵”,首先要通達人情,認清自己的身份和處境;在認清問題後,要謀定後動,不急進冒險。

在接受一份新的工作後,辜思曆往往先隱藏自己的身份,從“旁觀者”做起。作為“旁觀者”,他可以看到許多在總經理或者總裁位置上看不到的一些真相,這樣就有充分的時間和機會去瞭解這個公司的問題所在。在擔任固鉑中國區總經理之前,辜思曆“擔任”了一個月的人事總監。而在剛進入海天網聯的時候,他“做”了3個月的總裁助理。

在擔任這些名義上的職務時,辜思曆從許多細節中管窺公司的管理。

“我花了三個月時間去研究公司的保潔、檔和獎勵機制。”辜思曆說,“廁所幹不乾淨,地面是不是紙屑亂飛,體現了員工對公司是否滿意,領導有沒有向員工灌輸品質意識。文檔是否標準化,體現了公司溝通是否按照標準流程進行,這些細節都體現了公司的管理水準。”

在清楚了公司的問題所在之後,他也沒有急於推進重大的變革,而是非常謹慎地選擇具有這樣一些特徵的小專案開始做起:簡單易行、自己擅長、同時具有針對性。

簡單易行、自己擅長,那麼就容易成功,能夠迅速建立威信。如果急於求成,推進一些重大但往往是劇烈的變革的話,反而容易受阻而失敗,再要建威信反而更難。專案還要具有針對性,能夠讓更高級的領導看得到其中價值,這樣容易得到支持。

辜思曆入職海天網聯,在觀察數月後,他提出的第一個建議就是:針對公司員工年流動率高達30%的問題,在新員工入職前作入職培訓。在經過9屆的培訓後,海天網聯的員工年流動率成功地降到了8%-10%。只有在公司內部獲得認可,你才可以真正領導他們去創造業績,才能做大的變革。”

辜思曆也非常注意謹慎使用“親信”。“孤家寡人去做空降兵,很難做事;但是要帶人,也不能太多,太多的人容易有嫡系非嫡系的鬥爭;而且帶過去的人要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而非取代其他人的工作。”

在來固鉑之前,辜思曆仔細研究了固鉑的資料,發現固鉑的行銷有問題,主要問題是市場部力量單薄、沒有明確的方向,進入公司後更是確認這一問題。因此他帶了兩個得力的行銷人才加盟固鉑,重建了固鉑的市場部,並且很快做出了成績。

在企業內獲得認可,僅僅是融入企業的第一步。作為“空降兵”,“墨者”們還需要迅速交出滿意的成績。“空降兵進入公司,從老闆到員工都在密切關注,如果超過100天不出成績,信任就會動搖。”

春秋時代,楚王想要攻打宋國,楚王邀請的魯班九次變更自己的攻城武器,而作為“空降兵”,受宋國邀請守城的墨子用自己的獨門秘笈都把他擋住了。作為一個“空降兵”要有自己的獨門武器,這才是立身之本。在辜思曆看來,他的獨門秘笈就是一系列打造“無敵團隊”的方法體系。

打造無敵團隊

在人才使用上,辜思曆有一套自己的理論,這也是脫胎於墨子。他說:“每個人都有長處,通常領導只會想到下屬的短處,其實各方面都很突出的人幾乎是百年一遇,因為現在的企業幾乎都是部門團隊協作,在團隊裏每個人都像是拼圖的一部分,自己的弱項會由別人來補上,別人的弱項也會用自己的長處補上,這就要看領導的調配,好的團隊領導者就是一個好的拼圖者。”

辜思曆顛覆了企業在用人上重激勵、次培訓、輕招募的傳統觀念。

在他看來,企業用人,首先要重視的是招募。他認為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性格的人。很多人工作出問題,不是人有問題,而是人的性格和工作錯配了。因此他提煉了一個“五大性格(霸、魅、穩、細、智)”的模型,根據工作的特點來選擇性格合適的人。

固鉑的一個市場部負責財務工作的員工,十幾萬元的付款經常多一個零或者少一個零。在性格測試後,才發現她是高“魅”而非高“細”性格。高“魅”性格的人善於溝通,但是處理財務工作需要的是細緻的性格。因此辜思曆把她調任客戶款待工作(Hospitality Management)。新的工作,需要和內部400多家零售商不斷地溝通協調,還需要和許多外部支援活動的企業協調。而她的高魅人格使得她很快勝任這份工作。

又如,負責經銷商培訓的員工,需要教會經銷商如何銷售,而很多經銷商往往以挑戰老師的觀點為樂。因此辜思曆根據人格測試的結果,調配了一個具有高“魅”和高“穩”人格的人擔任這份工作,因為高“魅”人格意味著能說會道,表達能力好,而高“穩”人格則容易壓的住場面。

2007年12月開始重新組建的固鉑的市場部中,基本上做到了按照工作的特點安排合適的人。因此開展工作一年多來,儘管投入的資金只有過去的四分之一,但是效果,以網路為例,搜索引擎上的品牌能見度從最初的2000多條增加到了現在的十萬餘條,增長高達近五十倍。

這套體系還被用於招募的預估。譬如辜思曆的測試發現,在所有的負責銷售的員工中,高“細”和高“霸”性格的員工成績最好,而高“魅”的員工表現最差。(去掉)原因是輪胎有100多種規格,只有非常細緻的人,才能夠把這些東西記住,並向顧客詳細的解釋。而高“魅”的人雖然面試的時候聊得很不錯,但是執行能力差。因此在以後的招聘中,他們非常注意招收具有高“霸”性格的人。

其次,在人才培訓上,辜思曆也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體系——“魔鬼訓練營”,這套體系從他在海天網聯擔任總裁開始運用,至今已經做了16屆480人。

在辜思曆看來團隊的組建不是把人湊到一起就了事,根據合適的位置選擇合適的人只是第一步,打造團隊還要相互之間的磨合。一般而言,一個團隊的磨合從開始摩擦到最後磨合好正常情況下需要2年時間,但是“很少有企業能夠有這麼充裕的時間進行磨合的,因此必須採用特殊的辦法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磨合”。

辜思曆的48-60小時的“魔鬼訓練營”的特點就是全封閉、短睡眠、高強度、大挑戰。“因為人只有在饑餓、恐懼、疲倦、壓力、陌生的環境下,才會將自己的本性暴露出來,這樣我們才能夠測試他的性格,提升他的職業心靈,同時也讓他知道我們的工作需要什麼樣的人格,需要他去加強。”

最後,就是獎勵機制要公開公正、簡單易懂——辜思曆用空手道中的段位來評估每一個員工,量化業績,通過這種有效的激勵人才脫穎而出的機制,使能者上,庸者下.“所有人都在上面,我的成績也在上面,我們是一個部隊,個人處境如何,孰優孰劣,一目了然。用個人職業素養和職業能力說話。”

“非攻”致勝

在辜思曆看來,現代的商業管理過於看重競爭攻擊。強勢的企業,發起主動的攻擊,但是這種攻擊往往會讓企業陷入“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的困境中;處於弱勢的企業,則被動應戰,惟一的手段就是以戰止戰。其實,在殘酷競爭中的中國企業應該學一學老祖宗墨子的“非攻”理論。

“非攻,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自己的管理,把自己企業打造成堅固的城池,讓敵人無懈可擊;然後通過城池的複製,最後達到擴大市場份額的效果。而不是主動去發起攻擊”在辜思曆看來,墨子已經為那些陷入血戰中的企業指明了一條新的競爭路徑。

在辜思曆看來,在先秦諸子中,墨家有著最為嚴密的思想體系,有著以“?子”為核心的嚴密的組織,而且有大量的“以守為攻”的實戰經驗。墨家的這些經驗都可以很好的為企業的管理借鑒。

譬如墨子學說中“兼愛”是很重要的核心之一。在辜思曆看來,以愛為凝聚力的公司比靠畏懼維繫的公司要穩固得多。

進入固鉑就能感覺到充滿活力的工作氛圍:沒有隔閡的開放式辦公環境,每位員工都佈置了代表自己個性的飾品。他還特別強調他和企業內部員工、經銷商之間的“兄弟”關係。“中國有句老話說“仕為知己而死”。我們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如果僅僅是利益關係,生意是做不長的。”

辜思曆還認為應該將“兼愛”,擴及同類企業。“我們主張有對手但沒有敵人,如果天天告訴有敵人,就會自己給自己創造敵人。”

墨家主張節禮節用,勸誡奢侈。在企業做銷售工作拜訪客戶免不了相互應酬禮待,辜思曆卻給下屬銷售經理們出了個“難題”。“請跟所有的經銷商說,如果下區查看銷售工作時他們想請我吃飯,我只要一碗紅燒牛肉麵”。他的理論很簡單,下區查看更多的是商討業務,如何更好的提高銷售工作,饕餮大宴無益工作。但是,他待人卻從不輸禮。每次,走訪客戶時,辜思曆的旅行箱裏除了簡單的幾件換洗衣物外,卻塞了滿滿的產品報導、企業內刊、市場活動光碟等,他從不嫌不便。他笑稱:“這是給經銷商的最好禮物,讓他們真正看到企業對經銷商的支持。”

對待員工也是一樣。墨家十論中對非樂的解釋是:勸誡沉湎於享樂。辜思曆說他看過不少企業有這樣的怪僻,領導的喜好成了公司的喜好,領導打麻將員工週末陪,領導K歌員工拿麥。所以,不沉湎於享樂要先從領導做起。他說:“員工在工作八小時內無疑應該全心投入,但我從不要求員工在其他時間跟隨我的喜好。在工作中,無可妥協;但生活是每個人自己的。”

辜思曆還將墨家的佈道的體系用於公司管理。在墨家宗師下麵會有傳教班、講書班和勞動班來分享墨家的理念。而在固鉑,辜思曆說,他自己就是傳教班,整理理論並在實踐的檢驗中尋找出適用於企業的實用體系,將之分享給大家;下一層便是固鉑的培訓經理和市場團隊,他們是講書班,在各個場合和活動中幫助他講述案例並且率先實踐的團隊;最底層是勞動班,深入到固鉑在中國的所有經銷網路,帶著第一手的訊息和製作精良的“武器”,培訓零售管道、提升經營能力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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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墨子的和諧思想及其現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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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於是我國先秦時期偉大的思想家。墨子用豐富的思想構建了一個“和平濟世”的理想社會“兼愛、非攻、尚賢、節用、非命”是其思想的精髓所在。重新挖掘墨子思想中的有益成份,尤其是墨子的和諧思想,尋找與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結合點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巨大的時代價值。墨子的和諧思想能夠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和倫理規範,提高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能動性、創造性和實效性。

 

一、人與人的和諧思想
  
  (一)“兼相愛、交相利”的複合價值觀,有助於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墨子深刻認識到混沌社會狀況造成了人們畸形心理,長期的戰亂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的自私自利、反目成仇。墨子認為:“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者,以不相愛生也。”(《墨子,兼愛中》)意思是說,一切禍亂都源自人與人之間的不相愛,“不相愛”歸根結底是一種單純的“利己觀”,為解決這一問題,墨子提出了解決方案,即“兼相愛、交相利”思想。孔子講“仁義”的基礎在於道德本心,即先義後利,而墨子講“兼愛”的基礎在於義利合一,這是墨子“兼愛”比孔子“仁愛”高明的地方。

墨子用“視人若已”的換位思考準則來闡釋“兼相愛、交相利”的道德準則。“‘視人若已’,就是多從對方角度考慮問題,這樣可以避免誤解、消除衝突”。墨子認為“視人之國,若視其國;?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之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家,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群臣相愛,則惠患。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墨子‧兼愛下》)墨子在此構建了一個理想社會,一個諧調的群體組織的藍圖,在那個時代顯示出了可貴的進步意義。社會是一個隱含著相同價值取向的共同體,社會中的每個群體、每個人都需要得到尊重、肯定和理解。出於對人性、社會的考慮,墨子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就是要相互理解,相互關愛,而唯有經常地“兼相愛,交相利”,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方營造出溫暖和諧的社會氛圍。

 墨子闡述“兼相愛、交相利”思想,是針對“不相愛”現象進行剖析的。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日益深入,道德領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滑坡,個人私欲不斷膨脹,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等“不相愛”現象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不斷作祟。在墨子看來,這些都是社會不和諧的誘因,然而他並不排斥“不相愛”(利己)的存在。他認為:“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墨子‧大取》)這是說,愛他人不排除愛自己,在愛人(利他)的過程中就已經實現了愛己(利己),這種雙向“互愛”的本質就是“互相尊重,互惠互利”的複合價值取向。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也不反對利益主體對私利的追求,但這種追求不能以滿足自身的單純“利己”為目的,而應以“兼相愛、交相利”的複合價值觀為指導原則,“利他”是出發點,“利己”是終結點,最終雙方追求的結果是在相互作用中實現共贏。只有一個人從單純的“利己”、“利他”觀中解放出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才能建立,才能形成團結互助、平等友愛的社會互助體系。

 

(二)“義利合一”的功利觀,有利於人們利益分配上的和諧

墨子認為仁義必須與人們的實際利益結合起來。他說:“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人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人為政於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墨子‧耕柱》)。墨子以利人、利民為義,認為義與利是合一的,所以義是天下之良寶。他還認為,義作為一種道德,必須“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有道以教人”(《墨子‧尚賢下》)也就是說,講義利必須給人以實際的利益,否則只是空談。

談到兼愛,墨子同樣認為要給人以實際的利益。他說:“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厭,歿世而不倦。”(《墨子‧節用中》)“示之以利”就是說,要愛民就必須給人民以實際的利益。不僅如此,他認為發明創造某種機械是否有價值,也應該以是否利人為尺度。可見,墨子的價值觀是把百姓的實際利益置於第一位,不是宣揚個人利己主義。

墨子的義利觀對我們有兩點重要的啟示:首先,是義利孰輕孰重的問題。那種認為“君子不言利”“重義輕利”甚至“義而忘利”的道德信條是片面的,它不利於調動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積極性。同樣,面對利益誘惑,那些認為“利”就是一切,因而“重利輕義”乃至“見利忘義”更是不可取的。

我們應當提倡墨子的義利統一觀,保障個人正當利益,鼓勵個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追求自己的個人利益,但不能把個人利益狹隘化。其次,在經濟活動中應當堅持利人的原則,從“利人”中“自利”,堅持“利人”就是要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自覺把個人利益同國家、集體利益結合起來。在經濟活動中不謀非義之財,不求非義之富,堅決反對侵吞國家、集體財產和侵犯他人利益的損人利己行為。  

二、人與自然的和諧思想——“節用”的可持續消費觀

 

墨子宣導可持續發展的科學消費觀。針對當時的侈靡風俗,墨子發出了“儉節則昌,淫佚則亡”的?喊,同時也提出了“節用”“節葬”“非樂”的建議,其目的在於引導人們合理地利用資源,通過協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墨子說:“凡天下群百工,輪車、?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墨子‧節用中》)這裏是說凡是天下的百工,各自從事所擅長的技能,只要能夠供給民用就可以了。墨子在此強調了人在自然面前要有所節制,生產要有限度,開採資源要適度,不要造成自然資源的過度浪費。墨子說:“愛尚(上)世與後世,一若今之世”(《墨子‧大取》)這裏是說,愛後世就要為後世子孫設想,在發展生產,滿足當代人消費需求的同時,必須要兼顧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保護,而不能利於今世,但害於後世。

同時墨子還在《墨子‧七患》中分析了統治者如何做到“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他提出的對策為“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他認為統治者不要為滿足一時需要而過度地索取自然,而應建立長效機制,居安思危,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道。墨子強調說:“古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續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昧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墨子‧節用中》)人們沒有必要在飲食上過分講究色香味的調和,追求珍貴罕見的食物,只要能夠強身健體就足夠了。墨子在此提出了一種十分合理的經濟行為和生活方式。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一環就是要加強節約型社會的建設,堅定不移地反對奢侈浪費,提倡科學消費,不斷提高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節用”思想恰恰體現了這種要求。但墨子的前瞻性還在於他對一般民眾提出了同樣的要求:養成一種崇尚簡樸,反對奢靡的消費習慣。這種全民動員式的可持續消費觀無疑為當前我國資源緊缺的現狀開了一劑良藥,對我們建設節約型社會有很大的啟發。  

三、人與社會的和諧思想

 (一)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觀,有利於產業結構的和諧

 

墨子非常重視農業生產在國計民生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說:“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墨子‧七患》)又說“五穀麻絲,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墨子‧天志中》)既然五穀絲麻是人民衣食之源,國家亦賴以奉養,因此統治者必須特別注重農事,把農業生產放在首要地位。墨子還認識到,如果農業收成好,人民豐衣足食,社會就會安定,統治就能穩固,而“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墨子‧非儒下》)因此,農業是關係到國計民生、治亂安危的大事。

墨子還針對當時的歷史狀況提出了發展農業的對策。首先,要合理利用土地。他說:“安國之道,道(從)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墨子‧號令》)土地能不能得到合理使用,能不能充分發揮效力,是農業生產能否發展的關鍵。其次,必須保證農民有充足的時間從事勞動。他認為戰爭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最大“春則廢民耕嫁樹藝,秋則廢民獲斂”,必須堅決反對和制止戰爭。再次,必須保證充足的農業勞動力。

墨子認為導致當時人口稀少的最主要原因是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和戰爭,他說:“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墨子‧節用上》)墨子還進一步指出不得休息是勞動人民產生疾苦的原因,“人之所得於疾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墨子‧公孟》)因而將休息的重要意義提高到關係國家存亡和人民健康的高度上。

墨子的這些思想,值得我們深省。墨子強調:“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樂上》)這就是說,生產不發展,必然有民患國憂;只有發展了,才能解決其他問題,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近代百餘年的血的教訓告誡我們,落後必然挨打,只有自身發展了,綜合國力提高了,才有話語權、自決權,才能獨立自主不受制於人。“三農”問題關係中國經濟發展的全局,“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同時也事關國家的長治久安。解決“三農”問題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係到整個社會產業結構的和諧發展。因此,必須落實國家政策,運用現代科技,發展農業生產。  

(二)“志功統一”的道德評價觀,促進了個人與社會的融洽

 

墨子提出“志功統一”說,認為動機和效果不能偏廢。墨子的功利主義觀,不僅認為道德行為不能脫離人的生活利益,而且不應該離開其實際效果。行為的效果,墨子稱為“功”,即功效;行為的動機,稱為“志”。魯君曾問墨子:“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墨子說:“未可知也。或所謂賞譽為是也。釣者之恭,非為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

(《墨子‧魯問》)墨子認為,魯君的兩個兒子,一個好學習,另一個樂善好施,這都是表現,僅看其表現還不能夠判斷誰好誰壞,還要考察他們的動機,墨子主張“合其志功而觀焉”,把動機和效果結合起來考察。墨子認為,一個人是否懂得道德,不是概念的問題,而是行動的問題,他說:“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貴義》)墨子認為,一個有道德的人,不僅是在概念上理解了什麼是仁義,更重要的是在行動中對善惡行為能夠取捨。

墨子的“志功統一說”堅持動機和效果的辯證統一,為我們在判斷人們行為的道德價值,有效地實現對個體道德的社會調控,提供了科學的前提和基礎。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主體與參與者的個人,既要注重自身利益的發展,同時也應注意到自身的利益與社會利益相協調,只有把二者有機結合。在社會充分實現和諧的前提下,才能使個人獲得充分的發展機遇。否則,必將得不償失。

 

(三)“尚賢使能”的人才觀,有助於維護社會的公平公正

尚賢就是任人唯賢,墨子反對任人唯親的宗法血緣用人制度。墨子早在二千年前就將“尚賢”納入其思想體系之中,並將其定性為執政之根本。墨子認為“夫尚賢者,為政之本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墨子‧尚賢上》)在他看來,天下之亂,“上下相賊”的根源在於政令、意見自上而下的不統一,而不統一的原因又在於沒有“任人唯賢”的政治制度。

墨子站在庶民一邊,提出“官無常貴,民無常賤”“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墨子‧尚賢中》),人不分貴賤都有公平競爭、參與政治的權利,“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墨子,尚賢上》)這裏可以明顯看出,墨子“尚賢”思想中極強的群眾意識。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依賴於人的全面發展,而全面發展的實現需要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完善的人才選拔任用制度,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公開透明的立法程式是保障公民獲得平等權利的基礎,只有各項法律法規日趨合理化、人性化,公民才可能真正地不分地位和職業的差別,參與管理,參與分配,共用機會平等,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事業而奮鬥。

總之,儘管墨子的和諧社會思想帶有小農階級的局限性,而且在當時的社會裏,墨子的主張對統治者抱有過多幻想,容易被統治階級所利用,作為麻痹人民思想的工具。但他關於人類自身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社會的和諧以及經濟的和諧的思想,作為一種人類理想訴求,閃耀著天才智慧的光芒;作為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一筆寶貴的思想財富,對於今天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有重要的啟發和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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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天志觀

http://homepage.ntu.edu.tw/~duhbauruei/5rso/materials/mt12.htm

 

一:天志觀念的來源

 <天志>是墨子書中的篇名,也是墨子哲學中重要的觀念,是屬於墨子政治哲學中的最後基設,表彰出一個在士、庶人、諸侯、王公、大臣、天子之上的最高賞善罰惡的政治秩序主宰者,以天之好惡所向,保證了墨子政治哲學中所提出的所有主張,這在先秦諸子論述政治哲學觀點時的方式上,以天概念規範宗旨,是一種共通的作法。但墨家的論證方式及天的功能仍有其獨特之處,特別表現在他們更重視以天的意志,來論述政治哲學觀點的依據上,比起其它各家說來,顯然更依賴天志的賞善罰惡功能以匡正社會政治秩序。這是墨家天志觀的特殊處。

二:天志觀念的內容

1.天志概念的義涵

天志,意指在人倫社會秩序之上,有一個非人層次的高級存有者「天」,扮演著主宰人倫秩序,並施予賞善罰惡功能的角色,天以祂的意志來作為,天志於是成為人文世界最應追尋奉行的對象。

2.墨子天志篇的內容

天志是墨子書的篇名之一,共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所論內容如下: 首先指出天下人只知不要得罪於家長、國君,卻不知不能得罪於天,可謂「知小不知大」,因為得罪家長及國君時,仍有鄰家及鄰國可以逃避,獨獨當得罪天時,是無所逃避的,因此無論如何是不能得罪於天的。但是「然則天何欲何惡?」,答案是:「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何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接下來墨子展開了他的論證。

但是研究墨學的人都認為他的論證實在是太簡單了。墨子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此處天之欲生、欲富、欲治,惡死、惡貧、惡亂之原則,墨子未作解釋,僅當作絕對預設,基於這個預設,再提出他的社會觀察判斷,即以有義則生、富、治,無義則死、貧、亂,就得出「天欲義而惡不義」的命題。

接下來,墨子便由義與天的觀念起,開始討論政治問題。他說:「且夫義者政也。」義是用來匡正世人的,所以必是在上者匡正在下者。這個觀念來自於他的「尚同」觀,因此由天子下至三公、諸侯、將軍大夫、士、庶人一層層匡正下去,最後則「天子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政之。」是說天子不能擅意獨斷地統治百姓,而還要由上天來督導,為什麼?因為我們都見到三代聖王祭祀上帝鬼神,求福於天,卻未見天反而下來求祈福於天子的事,所以知道天是更高於天子的指導者。

並且,「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這裏,「兼愛」觀也是墨子學中的一個極重要觀念,此暫不論。而考諸歷史,墨子認為為:「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者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至於何以得賞,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這裏談到的中事鬼神,墨子另有明鬼一文來討論。而顯然被天罰的暴王,他們就是「其事上垢天,中垢鬼,下賊人。」是故國君欲得天之賞者,必須同時善待天與鬼與人三者,即是要行義政,義政即大國不攻小國,大家不篡小家,強不劫弱,貴不傲賤,多不暴寡,詐不欺愚。如此天、鬼、人三蒙其利,反之,「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

天志上篇之最後,墨子一方面批評各家言論不能把握住仁義的真正道理,一方面認為自己已把握住規正天下的明法,這個明法,就是天志。並且他把這個天志類比為工匠的規矩,合此者是,不合者非。可謂已把天志拿來作為仁義問題及國君為政的最後標準了。至於天之所要求的,則如前述。

天志中篇中展開更多的論證,但論證之過程及理據都極簡單甚至混亂。不過主旨都是在說明人應順天志而行。首先,墨子再次論證義之所從出之處,他說義則治,故義是善政,凡善政必出於尊貴而又明知者,而只有天才是最為尊貴明知的,故義自天出。然而,墨子為更清楚地強調天之貴知於天子,以說服世人慎天意而行,故而再次提出他所認為的天與天子之對待關係,簡言之,即天能賞罰天子,而天子需祈求上天除禍降福,並且古籍也載明了天明知尊貴於天子的話,故知天乃貴知於天子,因而天意不可不慎。

接下來墨子再次詳細地說明天意為何,以勾勒出一個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吃飽穿暖無憂無慮的墨家理想世界圖像來,這個天意的內容即是天不欲國家間的攻伐,以及強暴詐謀貴傲之事,天所欲者,互相幫助、教導為善、財貨相分、為政者專心政務,人民努力生產,如此便可得安定的政治及豐厚的財用,然後可以準備較好的饗宴以祀天及鬼神,還可以拿極好的寶物作外交工作,而使國際間不再有爭端及戰事發生,百姓得著好生活,君臣父子兄弟之間都能維護住良好的仁義關係。

這樣的天意以及順天意而得的好處,是任何國君都應謹記遵守的,否則,若為天所不欲之事,則天將降禍,此不異於國君率民自己召禍的。這樣的天意,歸根結底,就是天是愛人的,愛人民老百姓的。然而天下之士君子唯知子應事父、弟應事兄、臣應事君,因為君、父、兄都是照顧有恩於其臣、子、弟者,故知應該報答,而不知天以更廣大的福德利益萬民,而不知報答於天者,是「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墨子如何說明天之有大利於百姓呢,他是以日月山川四時百物,甚至王公侯伯等,都是天之所設,自古迄今未嘗不應,這些都是為要給人民利用厚生的設備,故證天之愛民何等厚重,因此也證明國君主政若不愛民則會遭致天之處罰。

當然,國君如果愛民利民則其賞也厚。愛民之利,不僅是順天之意,同時也有利於鬼,三者皆利則無所不利,「是謂天德」,反之,「是謂天賊」,而是為天德天賊之辨者,在於天志。故天志就是規與矩,所以墨子就以天志來匡正天下人之行為。而天志就是義。

天志下篇首先再次表明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不明於大,因為他們都不明天之意,天之意是兼愛天下人的,故若有人殺一無辜百姓,則天是會降禍給他的,而昔者三代聖王因其兼愛天下,故天加賞之,名之曰;「聖人」,而昔者三代暴王兼惡天下,故天罰之,名之曰:「失王」。下篇在此即將墨子兼愛觀與天志觀合併而論,他說「順天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然而墨子時代的諸侯國君都是以攻佔兼併為事,導至民死地荒天下動盪,墨子因此說他們是「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

當時的國君以攻佔兼併為事時,不知那是不仁不義的事,墨子便舉例說,如果民間有人殺人偷盜,上且罰之,自古皆然,更何況國君率兵殺人全國,強佔土地,強迫婦女從事勞役,豈不比人民之過嚴重千百倍,卻還自以為合於仁義,這種行為簡直已經是是非黑白不分了。故要回到真正的仁義之行為,必須以天志之兼愛萬民為國君的儀法,這才是真正的大義之經。

三:天志篇與它篇的關係:

1.天志與尚同的關係。尚同是墨子政治哲學的重要觀念,因見到天下擾亂,認為問題出在國君官吏及人民的好惡不同,若上下好惡相同則不會有亂事發生,故而一方面主張應透過層層管制的官僚系統為天子統一刑政,並明白且積極地實施賞善罰惡之政策,以收迅速統一禮法之效,另一方面則強調官僚系統的架構是為協助國君為民興利除害,上下同義之義是在民情之善惡是非的標準上,否則亦無從尚同,他說: 「古者上帝鬼神之建國設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

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這樣的為政之道才會使人民主動的上同於天子的政策,也才會在賞善罰惡的要求下積極配合,善惡端興,奔走相告,賞罰隨至,尚同一義之效得,則國治民樂,天子永享其社稷。唯一還要注意的是天子還要上同於天及鬼神,如若不然,則仍有災,然而天志即在民情,因此形式上言的上同於天之層層官僚體制,仍以百姓福祉為實質內容。所以雖然墨子鼓勵人民上同天子之義,但仍非為君王統治方便著眼的集權主義。

2.天志與兼愛及非攻的關係。天志中的所欲所惡其實即是兼愛非攻,可以說墨子在兼愛非攻中之所欲申論的觀點,透過天志之內容的相同,再次由天的賞善罰惡功能予以要求及警告,而再次在理論上強調了兼愛非攻的觀點。

3.天志與明鬼的關係。墨子又作明鬼篇以申說鬼神之存在及其所具之賞善罰惡功能,故而要求在上者應以知鬼神之存在為導正國政的方法,而在天志篇中,墨子所謂之三利者,即天、鬼、與人,天子利人乃通尚賢、尚同、天志諸篇之通義,至於尊天又仍得出尊天之所欲的義政、非攻、兼愛等義,而在明鬼篇亦然,鬼神仍為監督及賞罰主政者及所有人民之善惡行為,可以說鬼神是與天志扮演著一樣的角色功能的。

4.天志與非命的關係。墨子作非命篇以批評談命定論者不以實際行動努力負責,必欲將自己的暴亂或失敗歸諸於命中如此的態度。這本是非常符合墨子精神的觀點,然而有學者以墨子非命觀與其天志觀是互相矛盾的,認為既已強調了非命觀的自我努力義,就沒有理由仍訴諸天志的賞善罰惡之保證以保護下層人民的甘苦,這似乎是預設了當我們提出「人民沒有被一個命定的力量決定其行善為惡」的非命觀後,就已經蘊涵「並不存在一個能賞善罰惡在上監督的天志以保障人間的正義必可得致」的觀點。

我們認為,這樣的預設是沒有必要的,天志及非命並不存在那麼嚴重的理論上的不相容性,我們必須先承認,墨子可以是一個重要的思想家,他提出了代表著一定份量的政治觀點,但是他並不是一個出色的哲學家,他的理論進行都是一廂情願地走在自己設想的道路上,那裏有問題就用最簡單直接的方式想辦法處理,亂是因為大家不愛別人所以主張兼愛,亂是因為兩國交戰所以主張非攻,亂是因為大家觀點不同所以主張尚同,亂是因為大家不信天及鬼神所以提出天志及明鬼,亂是因為大家藉口命該如此所以主張非命,他的意見性強於論證性,所有觀點的提出都未能深入理論背後作稍為超越、形上的討論,為了替人間追求正義,意見都是好的,因為都是直接來自正義的要求,但論證都是貧乏的,他自己已經不能深入自己所提觀點作更後設的討論,後人來作時則只能是引援相牽遙遙不相契了。

四:天志思想的影響

墨子天志的觀點,未能深入形而上的世界觀中作討論,在理論的深度上不足,故而未得於後世再被發揮,然而天志觀作為一種信念,卻一直在民間心靈中被保留了下來,秦漢以後的中國民間宗教活動,可以說就是在墨子的天及鬼神觀的脈絡下發展的,並且言之鑿鑿地大談天意及鬼神之事,可以說在哲學世界失去傳承的墨子天志觀,卻能在宗教的世界裏得到知音,但真正進入宗教領域中的天意及鬼神世界,其內容所涵之繁富,也早已非墨子當初所談的那麼簡單了,必須專文以深入探討,並且,由其中所引發的形而上世界觀問題,則更是值得深入探究。


參考書目:
張純一著,墨子集解,文史哲出版社,71(1982)再版。
葉玉麟註解,大夏出版社,77(1988)。
勞思光著,中國哲學史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80年11月三版。
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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